五四运动那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五四当天部分游行队伍。

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在北京街头派发传单和向群众演说。

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游行队伍。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五四运动为国人所熟知，其中“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更是让人为之激奋。不过，看似宏伟壮观的历史事件，待细细观察时往往又显得模糊不清。比如，“五四”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天什么天气、去了多少人、走的什么路线？为什么会在曹汝霖宅发生激烈事件？这一切都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在这里，笔者试图从诸多亲历者的记载中，一窥当天事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

天气与人数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

对于这天的天气，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了一个“昙”字。北大学生杨振声说：“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风云。”另一位北大同学范云则回忆说：“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

五月初的北京正值春夏之交，关于那天的气温也有所记载。如中国大学学生王统照说：“刚入五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颇烦闷，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北京高师学生陈其樵说：“前日着棉，今日着单，北京气候之不定如此！”次日，他又记载说：“天气忽然大热，如在伏天。”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德衍回忆，当时北大的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王统照也回忆说，“学生几乎十之八九是长衫人。”

那么，当天在广场上究竟聚集了多少人呢？这个同样是说法不一。

北大学生范云说，当天上午十点吃饭，北大集合的学生约一千人，到广场后约五六千人。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则认为，当天人数在六七千，而同校学生夏明钢认为，人数在万人左右。

也有认为少于此数者，如当年出版的《章宗祥》一书中称各校学生总数约三千以上；北京法专学生王抚洲则认为：各校整队到达天安门多在二时以后，“天安门集合开会时的人数，有人记载二三万人，有人记载为一万多。据我当时的估计，最多不过二千人。”

官方文件中记载的人数也比较少，如警察总监吴炳湘在致直隶军务帮办王怀庆的密电中称学生“二三千人”，而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在呈文中报告称，当日午时二点时，天安门处“聚集学生约千余人”。

说来也巧，《晨报》记者当天正好路过天安门，他立刻跟随学生行动并做了如下报道：

“昨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朗。……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样。此外，各人所持小旗上书‘复我青岛，不复青岛毋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勿作五分钟爱国心’‘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记不胜记。”

据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回忆，北大学生代表事前买了许多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此外，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总共印了两万份，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宣传品。

广场上那幅高高挑起的“挽联”，无疑是当天最醒目的。据北京高师学生宋宪亭回忆，五四前夜他到同学张润芝屋里去串门，“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白布，笔墨俱全，说是要写挽联。……第二天出发时，张润芝用一根大竹竿将挽联挑着扛在肩上，他的身材较高，眼又近视，摇摇晃晃颇惹人注意。”

据北大学生朱一鹗回忆，京师警察厅事前即得知学生的行动，并于当天上午派员向他接洽阻止。警察厅的意见，是认为学生示威运动大可不必，如有意见，尽可由书面呈请政府办理，但其提议被拒绝。

据《晨报》记者报道，学生在广场聚集后，教育部也派司长某君前来劝阻，后者请学生们从速解散，如有事可举代表，由其传达。对此，学生们当然不予理会。

接着，步军统领李长泰也很快率随从赶到。据报道，李长泰还险些与学生发生冲突，但在了解了学生的用意之后，也并未拦阻，而是任学生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

从使馆区到赵家楼

据北大学生杨亮功回忆，学生在广场聚集后，并未再有演讲等节目，只是宣布游行的目的和路线，并希望大家维持秩序，不可凌乱。之后，游行队伍以北大为第一队，法专为第二队，由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发。

据王统照回忆，在学生队伍前进后，警察兵士尽力将看热闹的人往后赶阻，不让他们与学生大队接近。而在大队左右，每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黑灰衣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高喊口号也没怎么干涉。杨振声也回忆，警察始终跟随在他们周围。

然而，学生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并通过美国兵营后，为外国守卫队拦阻，不准再行前进。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进入美使馆求见公使芮恩施，但因后者不在而只能留下说贴。这时，不仅外国守卫队不准学生前进，中国军警也开始围住东交民巷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回。

使馆区请愿受阻后，学生们激愤异常，当时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当时，这次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据王抚洲回忆，当时各校总代表又集议一次，之后叫传递消息的队员告诉各同学，因为使馆区不能通过，现决定改往东城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并且再三叮咛同学们，“到了曹宅，一齐高呼三声‘打倒卖国贼’，然后将手执旗帜，抛在他门前地上，我们即整队回头解散。最要紧的是千万要严守秩序，不可与警察冲突。”王抚洲特别强调说，因为他是消息传递员，要向本校同学重复说上几遍，因而至今记得最清楚，不会有错。

之后，学生队伍遂掉头退出东交民巷，转向北方，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曹宅就在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二里之遥。

据王统照回忆：“那天，我预料午后的天会热，外面只穿了一件爱国布的单长袍，可还觉得格外沉重。一顶呢子礼帽不时摘下来当扇子遮着阳光，扇扇尘土。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灰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钻来。在焦热的空气中，大家的激情奋发，加上一路不停地高喊，口干舌燥，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便把手中的小白旗和帽子、手绢一齐挥动起来。”

参加游行的北大学生田炯锦也回忆说，学生游行时，态度沉重严肃，步伍整齐，绝无谈笑喧哗者。许多外国人在学生经过时，停车脱帽，表示同情。等快到东单牌楼，忽然有人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少人跟着喊叫，大家愈喊愈加愤激。到曹宅大门时，真是人声鼎沸。

据杨亮功回忆，学生队伍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曹宅，人数因沿途散去，已不足五百人。当时学生将白旗纷纷投入曹家庭院，还有人用竹竿捣下房檐瓦片或拾起石头掷向窗口或屋中。

据杨振声回忆，到赵家楼后，已有警察在保护曹宅。田炯锦也回忆说，当游行学生逼近曹宅大门时，有警察数人站立两旁，但态度非常和气，他们说，曹宅大门紧闭，大约主人不在，劝大家不必强求破门而入。

赵家楼的那把火

当然，警察说曹汝霖不在家是有意撒谎，其实不仅曹汝霖在家，就连章宗祥也在曹宅做客。原来，曹、章二人这天中午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当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三点左右，两人回到曹宅。

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也来拜访。因为曹宅外已有警察保护，因而曹汝霖等人也不以为意，他们大概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尽管警察已严阵以待，但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将手中的白旗等扔进曹宅。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大门被打开了，外面学生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蜂拥而入。

据田炯锦回忆，学生们开始以旗杆捣门不开，乃捣屋瓦，并捡起瓦片向院内抛。不一会，有人从窗爬入，将大门打开。于是很多人纷纷跑入曹宅，警察们此时仍未干涉，只劝大家务必遵守秩序。

冲进屋后，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未对两人动手，而是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曹汝霖的踪迹。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时逃出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当时仓促间躲进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并未细细搜查，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这时，前来做客的章宗祥算倒霉了。由于章长得肥胖，又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痛殴了一顿（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铁杆敲了章的脑袋，后者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而散开，另一些人听了却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后门，并将章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随后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中江丑吉拼死护住，结果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据田炯锦回忆，章宗祥被打约半小时后，忽见有浓烟从曹宅内院上升，警察高声说：“怎么会放起火来，我们有责任维持秩序，对放火不能不管。你们赶紧走，迟则恐怕不能走了。”说罢，警察们跑进曹宅大门。

起火之后，大批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许德衍等32人。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曹宅已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曹汝霖及家人也都趁着火起时偷偷溜走。

“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可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以前者论，确实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不过就后者而言，根据众多参与者的回忆，可能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