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的同音词 锁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一段时间。其实按普通人的语感，特别是受过一定英语教育的人的语感，无疑是更倾向于“兼类说”的。但对“锁”进行这样的处理，有以西语律汉语之嫌，其次是理论上存在矛盾。

我们看看英语，water是兼类吧，“水/浇”；fire是兼类吧，“火/焚”。至少英语老师一般是这样教（实际上有的英语词典把它们视为同形同音词，这些先不说）。那为何汉语的“锁”不能是兼类词呢？

首先，英语有丰富的形态来标记词类：water后面加个ed表过去式，哦，这是个动词；如果是前面加一个the，嗯，原来还可以是名词。汉语这样行不行？不行，没形态变化做依据。

汉语划分词类的方法，不靠形态变化，而是以语法功能为标准，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广义形态”，以和英语的“狭义形态”相区分。汉语的词类划分，带有一定的相对性，这是事实，但一旦划分好词类，理论上是绝对不存在“兼类词”的，“兼类词”是个伪命题。汉语（这里仅指“现代汉语”）如果分好了词类，就一定没有兼类，那些看上去似是兼类的词，只有下面四种可能：

少划分了一门独立的词类

划分词类的步骤不合理，划分太“相对”了

实际上是两个词，二者是“同形同音”关系

所兼的“两个类”，本没有分开的必要。

总言之，都是不小心搞错了，才误以为存在兼类。

再来从“意义”的方面进行论证。我们假设所谓的“兼类词”真的存在，那么它的定义就是——“同形、同音、同义而词性不同的一个词”。可见“兼类说”的前提是同一个词，不同一个词是不能兼类的。“门锁”和“锁门”，两个“锁”，写法和读音都一样，那来看看两者否“同义”，如果它们还“同义”，就它们是同一个词。

我们都清楚，“同义”是指概括义的相同，而不是说具体意义的相同。我们发现两个“锁”的意义是不相同的：

锁{锁具}

锁{使门、箱等不易打开的一种行为}

这个不同，应该不仅是具体意义的不同了，而直接是概括意义的不同。用哲学的术语说，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是“质”的不同。两种概括的意义虽有关联，但终究是不同的概括义，不同的“质”。之所以说这种不同是概括义上的不同，我相信母语者是可以区分的，举个例子：

正式文件 正式提出

自然风景 自然发展

上面的“正式1/正式2”，意义的差别不大吧，不过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还是有些微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具体意义的不同。但对于“自然1/自然2”，我们却很明显地知道两者意义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和“正式”对比的前提下，这就是概括意义的不同。你可以说两个“自然”的意义有关联，但不能说是相同的意义。再比如：

我想明天会下雨 / 我想明天出去玩

他的才华好突出 / 认真写，好突出主题

第一组，两个“想”的词性似乎暂时看不出什么差别。第二组，两处都用了“好突出”，也可以说两个“好”在词性上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但意义上是显然不同的，第一组，前“想”是{认为}，后“想”是{情愿}。第二组，前一个“好”是{非常}，后一个“好”则是{以便于}，我们需要把两个“想”、两个“好”都各区分成两个词，而不是视为一个词。同样道理适用于“锁”。因而我们清楚，有着两种不同概括义的“锁”，是不同的词，“兼类说”的基础没了。

假设我们承认，两个“锁”的意义只是具体意义的不同，还没到“分家”的地步，那么这等于说，两种不同的意义，只是同一个词的不同义位，是内部的对立而非外部的对立。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词典（非字典）对“锁”的描写将会变成：

锁具〈名词〉

使门、箱等不易打开的一种行为〈动词〉

这样的描写在词典里头似乎很常见，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节省篇幅、而不太严谨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词性就跟着词的义位跑了，一个词中，不同的义位可以有不同的语法功能，这样“词性”不如直接改名叫“义位性”好了（实际上很多词典所主张的就是“词无定类，类有定职”，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批评词典的做法不严谨）。

我们知道，词性是以“词”为基础来进行讨论的。所以说，即使真存在所谓的“兼类词”，那也需要以“意义上完全相同”为前提的，而绝非“意义上有所相关”。意义、词性都不同的词，不好意思，兼不了类，拿不了“双重国籍”。这个角度看，英文的water、fire，也不是“兼类词”（但是像英文的hard，有adv.和adj.两种词性，意义上的差别至少我们中国人感觉不出来，则似乎可说是“兼类词”，但也是有英语词典把它们视为同形同音词）。

“锁”在词典中是两个词，正确的描写应是：

“锁1”〈名词〉：锁具

“锁2”〈动词〉：使门、箱等不易打开的一种行为

“锁1/锁2”其实是“同形同音词”。由于这些“同形同音词”在意义上有密切的关联，可以视为这些不同的词享有共同的一个语素，因而可以说成是“同素词”。现代汉语还有些同形词，聚几个例子：

手机还有电 / 被电了一下

拿块冰过来 / 赶紧冰一下

火在那里烧 / 这首歌很火

其实古汉语也有很多这类的现象（如“目”、“手”、“腹”），因而给人一种古汉语兼类词或活用情况特别多的错觉（很多高中老师包括大学老师也持这种偏大众的讲法）。如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大体相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是“同形同音词”，而不是兼类或活用。

教育上常用“兼类”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在形式上“减少”词汇量，并把这些意义相关的“同素词”串起来讲解，方便学生记忆。我们可以从历时的角度讨论这些“同素词”的特点和引申规律，以深入理解语言现象，但我们要清楚，“兼类”的说法并不严谨。当然，有些词只算“同形同音词”而不算“同素词”，比如“山顶/顶得住”中的“顶”，“刻漏/一刻钟”的“刻”。

最后顺便说下，“同素词”能用于诗文修辞。诗文修辞中有种叫“借对”，里头分为“借音”和“借义”。“借音”便是借用“谐音词”来对仗，如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清”借了谐音词“青”，来和下文的“白”相对。

“借义”实则上不是“借义”，而是“借形借音”，即在“借音”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形”。只不过书面上都是通过“形、音”来联想意义的，如果“音”和“形”同时都借了过来，那么“意义”也像是被借了过来一样。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寻常”可以指向两个词，一个是副词、一个是量词。量词“寻常”的意思为“八尺为寻，倍寻为常”。杜甫这里的“寻常”，意义上用的是副词的“寻常”，形式对仗上则是用量词“寻常”，以和下联数词“七十”对仗。“借义”便是利用“同素词”才能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