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从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与国学大师吴宓的私交甚深。钱锺书在考上清华前，吴宓曾让他在清华旁听一年，并亲自辅导他学习外语，师生关系从此开始。

1929年，钱锺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钱锺书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有一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钱锺书很是器重，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 Qian（钱先生）的意见怎么样？”钱锺书总是先扬后抑，表现得不屑一顾。吴宓并不生气，只是点头答应。

钱锺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时，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硕士学位。钱锺书一口回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不久，有人将钱锺书的话告诉了吴宓。吴宓一笑了之：“Mr. 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吴宓曾对学生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年轻一代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温源宁写过一篇《吴宓先生：一个学者、君子》的文章，收入他的《不够知己》一书。林语堂、温源宁先后邀请钱锺书为此书作中文、英文书评。1937年，当时尚在欧留学的钱锺书为温源宁写了篇名为《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文中以钱氏独有的刻薄，肆意地调侃吴宓和毛彦文，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随后，钱锺书将这篇书评寄给吴宓，并附信一封。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怒，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书评中还讥诋吴宓爱毛彦文的往事，指毛彦文为卖弄风情的女子。吴宓对钱锺书这样形容自己心爱的女子，伤心不已。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

这一次，吴宓不再宽容他的得意弟子，他在日记中写道：“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

1937年6月下旬，清华大学外文系人事变动，时任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准备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并就此事征询吴宓的意见，吴宓立即避而不谈。但他在日记中说：“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事后，吴宓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于是又想方设法试图挽回，让联大聘请钱锺书，但为时已晚。

吴宓显然宽宥了学生的冒犯。据钱锺书的夫人——翻译家杨绛说，1938年钱锺书到昆明时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锺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之事向老师赔罪。吴宓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从吴宓的日记来看，吴宓后来确实宽宥了自己的学生，照旧与钱锺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

但钱锺书此后依然会拿老师的情事作为谈资。《吴宓日记》1939年7月2日记载，吴宓曾向钱锺书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锺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1940年春，清华大学想聘请学成归国的钱锺书，不意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等人的竭力反对。吴宓知道此事后为钱愤愤不平，斥责陈等人“皆妾妇之道也”。他为此事奔走，但不得其果，于是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为钱锺书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锺书。经过吴宓的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于是钱锺书被清华大学聘任。吴宓很是欣慰。

此时清华大学已迁至昆明，故钱锺书回国后直接赴昆明。到昆明时，清华大学已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钱锺书在西南联大任教两年后，因和诸公不睦，辞职去了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做教授。

1947年6月，钱锺书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然而就是这本书却最终导致了师生间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围城》面市后，吴宓特地购得一本，读过后感觉不错，倍加赞赏。但一些有“索引考据癖”的人评论《围城》时认为，书中的“三闾大学”影射的是西南联大。更有人言之凿凿，说书中方鸿渐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那个“高松年”便是指吴宓与陈福田，而吴宓的影子则更多一点。于是师生间老死不相往来。

新中国成立后，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病逝于1978年。钱锺书也是命运坎坷，不再写小说，“文革”中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和磨难，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治学。钱锺书同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称：他“从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可惜，吴宓再也听不到弟子诚挚的解释了。

《吴宓日记》出版前，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想请80多岁的钱锺书为该书作序。此时的钱锺书在日记里写道，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钱锺书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他在序里深深忏悔：“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