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从军行的感受(杨炯《从军行》)

从军行

〔唐〕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不得不说，大唐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将星如云，文星璀璨、闪耀古今，杨炯就是其中之一。

杨炯（650年－693年），字令明，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他出身名门，是唐朝大臣、文学家，常山郡公杨初曾孙。年仅11岁时，杨炯被举为神童，待制弘文馆（弘文馆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时，进行参议）。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待”就是16年。唐高宗上元三年（也就是公元676年），杨炯才迎来了第二次机会，在京参加制举考试，补秘书省校书郎。

而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少有才名，踌躇满志的杨炯近而立之年，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可谓大写的一个“囧”字。

所谓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其间，杨炯写《浑天赋》，文章末尾罗列颜回、冯唐、扬雄等人的不幸遭遇，感叹说“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时间来到唐高宗调露、永隆年间（679—681），此时唐朝边患再起，吐蕃、突厥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此时的杨炯有感于此，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从军行》。

诗中写到：边塞烽火照到了西京长安，我的心中哪得平静。出征的兵符从皇宫发出，精锐铁骑包围了敌军的都城。战场上，纷纷扬扬的大雪暗淡了彩旗的颜色，呼啸的寒风里夹杂着战鼓声声。我情愿做军中一个不起眼的百夫长，也好过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

有很多人联系杨炯的仕途，把这首诗看作不平之作，而笔者却以为诗中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气。

“初唐四杰”，公认的名次为“王杨卢骆”，据《旧唐书》载，由于排在第二位，杨炯曾经不服气地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思就是说，排在卢照邻之前，觉得惭愧；但是把王勃排在我前面，我是不服气的。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种笔墨官司咱们不掺和，只说本诗的艺术成就。

“从军行”是乐府诗《相和歌·平调曲》旧题，内容多写从军征战之事。

乐府正式“独立”于西汉武帝时期，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前文说过，唐高宗时，边患渐起，吐蕃、突厥不时侵扰边境，这不免激发了很多士子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愿望。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我们说杨炯的《从军行》不仅抒发了个人昂扬向上、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更是大唐经过贞观之治后百废俱兴、意气风发的社会风貌的映射和风行。

全诗虽有对个人遭际的不平之气，但更多的是“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的勇武和豪迈之气，以及渴望有所作为的壮志豪情。全诗一气呵成，感情自然流畅。

烽火照西京的“照”字写军情之急；心中自不平的“自”写油然而生的壮志豪情。牙璋辞凤阙的“辞”写奉诏讨敌的庄严与气概；铁骑绕龙城的“绕”写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风。雪暗凋旗画的“雕”和风多杂鼓声的“杂”，描摹战场的紧张态势和艰苦场景。

颔联和颈联是诗人想象的大唐将士出征和战斗的场景，既写了将士的无畏豪迈和英勇善战，也写了战场的恶劣环境和紧张态势。虽然是想象，却非常贴近真实的战斗场景。正因为如此，当作者喊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时，我们才真切感受到作者发自内心的壮志豪情，从而受到激励和感染。而且，这也是当时大唐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因此极富时代强音。美学家李泽厚曾经指出“当时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番、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

可惜造化弄人，与前文提及的裴行俭的预测一样，杨炯是“初唐四杰”中唯一得善终者，但吊诡的是，后世对他的评价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

史载，公元692年，杨炯迁盈川（在今浙江衢州）县令，大概一年后，即卒于任上。

所谓盖棺定论，据《旧唐书》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杨炯为政残酷，喜欢体罚下属，而且喜欢虚名，还自我标榜。

而在其他记载和传说中，杨炯到任后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下乡巡视，做了不少好事，被称为“杨盈川”。

人们常说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看来有时也不老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