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到这样的蝙蝠(老田：我所认识的那些蝙蝠“背锅侠”)

蝙蝠，在缺乏靠谱科学证据的条件下，就在本次疫情期间混成了超级网红，出来为新旧冠状病毒疫情背锅。深度剖析这个事实，可以识别出两个美国软实力在中国传递和放大的隐秘机制。

一

在武汉疫情激发的舆论大潮中间，蝙蝠忽然大大滴出名了，似乎比官学两栖的大人物高福还要有名，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据说蝙蝠之出名还是有科学根据的，与石正丽团队的病毒溯源研究有关系，似乎好像：蝙蝠要为过去的SARS和目前的新冠肺炎负责。其实，石正丽那个研究的发现极其有限，只有一个极其孤立的相似病毒存在证据；在到底是“人传蝙蝠”还是“蝙蝠传人”这个关键环节，完全没有任何靠谱证据可言；而且蝙蝠到底传染过人没有也没有证据；甚至蝙蝠身上的那个病毒是不是这一个都还不能够认定；但即便是如此，蝙蝠还是以背锅侠的身份隆重出场，大大滴出名了。

要说，蝙蝠还真是一贯名誉不好，中外皆然。在西方的著名寓言中间，蝙蝠一会儿自居飞禽，转眼又自称走兽，两面三刀，兽品极差就是了。在中国民间的“迷信”中间，蝙蝠与乌鸦类似，被视为不吉利的符号，长期遭人白眼。很奇怪的是，石正丽团队也很是瞧蝙蝠不起，千万里追踪，花钱无算，终于在云南某洞穴找到蝙蝠不是好东西的“科学证据”，这份证据虽然十分有限，但被有心人充分利用，又借助本次严重疫情激发的民众关注度的东风，蝙蝠算是在舆论场上彻底混出名了。

二

老田打小在农村长大，自信对蝙蝠还是不陌生的。对于此种不吉利动物，小朋友当年的解读很简单，那就是坏人坏东西，不需要客气。夏日傍晚，蝙蝠往往集中于水面附近低翔，小盆友们时常手持竹篙，比赛打蝙蝠，往往杀的蝙蝠大败亏输，死伤无算。此事虽每遭大人呵斥，但小伙伴们不见得都乐意听从。老田小时候的农村，农民大多居住土坯砖房屋，许多砖缝常常成为蝙蝠和麻雀的巢穴，大人白天上工去之后，小伙伴们常搬来梯子一个个去搜索，端掉蝙蝠巢穴无数，有些小伙伴还抓飞不起来的小蝙蝠小麻雀，偷偷养着玩几天。

今天回顾，当年小伙伴们对蝙蝠的多层次打击，都是基于先念判断——蝙蝠不吉利，至于蝙蝠实际上到底是好是坏，则始终缺乏事实根据：因为蝙蝠不吉利而导致个人命途多舛，这个因果关系很难掐算，除了算命先生之外其他人都不会此种玄妙的艺术；而就老田的亲见亲闻范围而言，则从未听说过小伙伴被蝙蝠传染疾病。如果蝙蝠真个在新世纪造孽若此，老田和一帮子小伙伴们昔日的辉煌战绩，也算是预先为人类报仇雪恨了，竹篙打蝙蝠肯定属于正义战争性质。

若蝙蝠真的这么坏，还是冠状病毒的唯一可信源头，那么老田和小伙伴们当年的战绩，应该算是对人类正义事业有所贡献了。不过，老田还是有点闹不清：蝙蝠那么坏，那应该是农村的农民首先被感染发病，然后再向城市传播才对呀，毕竟农村蝙蝠多嘛；可是，为什么SARS和新冠肺炎，首先是在蝙蝠极少的城市肇事然后才去祸害农村，这个空间和时间顺序，怎么看都有点对不上的感觉。这样一较真的话，搭便车自夸一把英雄，或者彰显自己打小就在正义战争中间斩敌无算，就有点不很好意思了。

三

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硬性假设”蝙蝠就是与各种冠状病毒有关，那么，就可以进行关联性的相关分析了。依据人与蝙蝠的共存和接触机会去考察，显然就会发现：蝙蝠多的农村地区一次也未成为疾病源头，蝙蝠少的城市地区反而不止一次成为各类冠状病毒症状的起点，不管你怎么分配权重因子和样本参数，最后的相关分析结果一定是：冠状病毒爆发与蝙蝠存在与数量之间，呈现高度负相关关系。从经验出发的分析结果，肯定与老田对蝙蝠的粗浅了解一致，也与千百万农村民众的经验常识能够对接。

小朋友们跟蝙蝠过不去，原因很简单，也很容易说清楚。但是，作为科学家的石正丽团队，也长期揪住蝙蝠不放，这就很有点令人费解了，奇葩的是，她没有找到SARS爆发点广州附近蝙蝠的毛病，竟然不依不饶地追踪到云南还终于抓到了问题，这个是不是有点“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察其瘢痕”的味道。更为奇葩的是，石正丽剑走偏锋的刁钻研究，还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其英文论文还能够得到优先发表机会。

人们愿意相信科学高于常识和经验，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常识和经验的科学呢？如果，科学发现与海量的经验观察数据和经验相互反对，那这样的科学还有没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呢？正是出于对常识的相信和执着，本次疫情期间，石正丽的研究方向及其推荐的结论遭人广泛质疑，石正丽本人先是“拿性命担保”，然后又含着十万分的委屈表示“对外行”解释不清楚，似乎在石正丽看来，科学与常识和大数据经验是不可能沟通的。由此，群众也完全不能够相信，幸运的是，石正丽表示还愿意相信党——愿意接受和配合中央监察组的调查。目前不清楚的是：中央监察组是否把石正丽团队的研究课题作为调查对象。

此外，人们也常常认识到：哪怕是几何公理也会有人反对，那往往是利害关系扭曲的结果。那么，反对常识和经验观察结果的“蝙蝠背锅侠”又是如何“被需要”与炼成的呢？

四

自SARS爆发以来，由于此病呈现出迥异于常规传染病的流行特点，结合冠状病毒的基因异变状况，从学界到民间，相当一部分人相信此病毒为实验室完成的人造病毒，而疫情爆发后各种不同于常规流行病特点的现象都可以从“人为投毒”得到完美解释，这可以称之为“人为起源说”；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病毒是在自然界中间自然生成的，这可以称为“自然起源说”。在后一个努力方向上，致力于寻找各种病毒的自然起源就成为关键路径，先有果子狸现在是蝙蝠，陆续成为背锅侠，去支持“自然起源说”以反驳“人为起源说”。

应该说，就流行病学常识和大数据经验而论，从自然界追溯病毒起源，此等课题立项，目前尚缺明晰的学理依据，但，介入并干预政治论争的价值则很明晰。

在“自然起源说”和“人为起源说”两相对照的争论视野中间，由于SARS和新冠病毒都是在华人区大规模爆发的，人为起源说就会自动地指向敌视中国的美国——其拥有的基因技术优势及其武器化应用两方面都遭遇到质疑。面对这样的质疑，美国相关方面既没有进行自我辩护，也没有发布提升人们信任度的保证和承诺。

正是因为如此，相关的科学研究，无论研究人员是否怀有自觉，一开始就是在这个相互对照的解释框架内产生社会影响的，研究课题的立项，是政治性高于科学性而得到“被选择”机会的。对照研究人员的选择和投入方向，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异：投入自然起源说路径的研究反常地多，文章发表也相对容易，相应的社会影响也大；反过来，与冠状病毒武器化相关的研究，例如病毒感染的人种间差异，其投入就非常少，成果发表也少，社会影响更是微弱。

有鉴于此，一个简单的“相关性分析”结论是：为美国洗地的研究多，英文论文易于发表，社会影响也大；另外一个方向上的研究和宣传效果均差。此种对照也有力地说明，对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其科研投入和成果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这个选择性是与现实世界格局中间的力量对比紧密相关的。较为反常的倒是，这个全球格局的力量对比现实，很精确地被复制到了中国的相关研究领域中间来了，似乎：在中国国内的研究资源分配上，也极为精确地体现了美国影响力的强势。

五

在本次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中国的“科学家”们第一时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英文论文，而不是把研究发现优先用于指导抗疫实践，一些洋人都看不下去了，这种现象大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教育与科研体系以及相关评价体系的理解。

前几年有人论定过北大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本次疫情也相应地检验出学界的“精致利己主义人生观”的存量状况——研究和发现不是服务于社会需要而是优先服务于论文发表需要。把发表论文作为优先努力方向，这个很容易理解，一个人的研究成果获得顶级期刊发表机会的多少，不仅事关终生的学术成就和地位，还涉及到各种眼前的现实利益——诸如职称评定、经费与课题申请等等，眼前利益的日积月累，就会因此决定个人整个职业生涯的高度。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高度和眼前利益，大多数与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紧密相关，因此，这不仅成为个体的优先努力方向，与此需要联系起来，发展成为一种职业成就的评价标准。有人说中国学界存在着“论文报国”的普遍化现象，这与个人职业利益紧密相关，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这一次检验出的新结论是：在相当大一批学术人那里，除了论文发表之外他们不再承担其他任何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

哪怕是疫情紧急，人命关天，但是，“论文报国”者们依然毫无改变，死人不死人先放在一边，借疫情紧急的东风，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先把论文发了再说——这群学术人除了关心发表英文论文之外不再关心任何别的东西。这个诡异的现实，检验出一个新的状况：从高校毕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们，已经按照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需要，为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搭建了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评判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间已经成功地“戒掉了”国家和人民需要关切。

看起来，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和盲点，第一位的改革努力方向，是要纳入有关公共利益和目标的评判标准和机制，把公共利益和需要纳入课题选择与经费分配的进程，对精致利己主义者构建的狭隘利益评判机制进行根本改造，务必使其不再排斥公共利益和目标。

在精致利己主义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实际运作中间，英文顶刊的论文发表机会，对于职业利益的增量，远大于中文论文，因此，找机会发英文论文就尤其重要，这就是本次疫情洋人反感中国学术人的原因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美国“软实力”在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的隐秘传递链条：英文论文发表机会的难易程度——在课题预研阶段就有强烈的冲动去选择与洋人偏好保持一致——为美国洗地的不科学研究方向也投入了过多资源。就这样，论文发表机会尤其是英文发表机会，过多占用了中国有限的科研资源，科研投入就这样不恰当地跟随发表机会而分配，而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

最后，由精致利己主义者构建的“论文报国”评价体系，就这样显著地改变中国的科研经费与资源的分配顺序——与美国需要而不是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一致，这就十分顺畅地内化了美国软实力的扩张方向。

六

前文已经提到，石正丽的发现非常有限，不足以佐证蝙蝠之坏。反之亦然，人为起源说的研究也不充分，双方的研究深度都很不够。但是，是石正丽的这个不靠谱发现，却得到超级传播机会，被反对“人为起源说”的各色人等过度援用，助推了蝙蝠成为超级网红的进程。

在这里，我们遗憾地看到：石正丽的研究方向选择本身就没有多少科学性，其发现也十分有限，但是，这个研究团队的课题选择本身，就已经内化了美国软实力的放大机制。在石正丽的诡异选择和发现之后，各路经营政治不认同的人马（参阅老田旧文《给内蒙警方科普一下国家安全的研究方法》），竭力传播并扭曲放大石正丽团队的发现，这两者共同在中国舆论场域中间构建了一个“自然起源说”的传播潮流。在这两拨人的接力努力之下，蝙蝠何幸，不期而然地混成了超级网红。

正是在蝙蝠混成网红的舆论潮流中间，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在中国传递和放大美国软实力的两种隐秘机制：一是科学研究领域精致利己主义者构建的“论文报国”评价体系及其对国家人民利益的较低兼容度，二是各种经营政治不认同的人士反对引入国家安全的观察视野与方法。两者都不期而然地共同追捧“自然起源说”，虽然证据薄弱，但没有妨碍蝙蝠成为第一背锅侠。

今天，人们早已不再讳言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个人利益完全不结合甚至反对公共利益，这依然是灵魂肮脏的主要评判标准。据说蝙蝠携带多种病毒，因此很不干净，但是，在中国放大美国软实力的两拨人，其投机性的经营与努力方向对于公共利益的不兼容程度——以及由此识别的灵魂的不干净程度，较之蝙蝠，未知孰高孰低。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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