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者“爱上”施暴者，这可能是一种罕见的心理疾病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时间退回到1973年的瑞典银行抢劫案件[1]。

上午，一名假释罪犯持枪闯进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银行之一。在打伤一名警察之后，他挟持了4名雇员并躲进了银行的保险库，要求警方为他们提供大额现金以及逃亡用的汽车，还要求释放一个在监狱的囚犯。

在警方将这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由于罪犯拒绝释放人质，所以警方和罪犯开始了长达6天的对峙。

在这6天的时间中，人质似乎得到了罪犯一定程度的“优待”，比如感到寒冷时可以披上外套，允许有幽闭恐惧症的人质呼吸一点外面的新鲜空气，甚至，罪犯从自己的枪膛中褪下了一颗子弹，赠予人质做“纪念品”。

人质似乎和罪犯达到了感情上的共鸣。他们对警察怒目而视，在警方将催泪瓦斯打入保险库、罪犯投降之后，不仅主动保护罪犯的安全，之后也拒绝在法庭上指认罪犯。他们甚至还亲自去监狱探访了绑架者，并向法院提交上诉，试图推翻对罪犯的判决。

人质对绑架者的一场感情使警方和公众感到十分困惑，人质本人也曾经求助心理医生，认为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

犯罪学家和精神病学家Nils Bejerot使用“Norrmalmstorgssyndromet”一词，描述这种受害者与伤害其的罪犯建立情感或心理依赖的现象。在之后的新闻报道中，这个现象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一、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有位研究人员这样描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现状：“这个词儿在新闻媒体中出现的次数可比医疗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多多了。”[2]

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从知道这个词儿开始，它就火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受害者行为、一些让人义愤填膺的剥削事件，被匆匆扣上“斯德哥尔摩”的帽子，迅速抢占流量。

与此相反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十分罕见的，只有不到5%的绑架受害者表现出明确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3]。

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判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个蛮让人头痛的问题。它即没有在《国际疾病分类》（ICD）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被纳入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定标准。心理学家将其称为一种解释某些反应的心理学概念，并不列入正式诊断的范围。

判断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同时符合4个条件：1） 受害人感知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2） 受害人感知到施暴者对自己的“善意”，即使“善意”非常微小；3） 受害人被隔离或孤立，没有其他人能够提供与绑架者或施暴者相反的观点；4） 受害人认为没有逃走的办法，只能靠赢得施暴者而生存[4]。

一般来说，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会表现出两个关键特征，一个是对绑架者的积极情绪，一个是对执法人员的消极情绪。目前引用最广泛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量表来自Dee L. R. Graham[4]，更着重于分析年轻女性中的斯德哥尔摩现象，通过49个问题分析了三个主要因素：

1）核心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否发生了认知扭曲，以及其应对虐待的策略；2）心理损伤，是否产生沮丧、自卑和自我丧失感；3）爱情依赖，即一种失去伴侣的爱就无法生存的感觉。

除了使用量表进行分析之外，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诊断更多是基于对整个事件的结构化分析。在此基础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后来也不局限于绑架事件，而进一步延伸到家庭暴力等范围。

二、为什么会“爱”上施暴者？

每个局外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受害者会爱上施暴者？答案也很简单，只是一个受害者视角和局外人视角的简单悖论。

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存。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认为是受害者在压力环境下出现的适应性行为，本质是应对危险局势的一种防御机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会自动寻找身体本能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平衡，通过改变防御机制或应对策略来控制焦虑，减少自己的消极情绪。

在绑架事件中，受害者认识到自己无力改变现状之后，心理状态自动降低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如婴儿一般对其他人产生巨大依赖感。而这种时候，最能给予受害者安全感的，恰恰是施暴者。

在整个非法活动中，受害者是依赖于施暴者生存的，只要施暴者对受害者展现出一点点的善意行为，比如仅仅是给予食物、允许排泄这种事情，都会被受害者认为是“赏赐”，是值得“感恩”的；双方之间的交流也会让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同情。

此时在受害者的眼中，局外人眼中施暴者是让自己能够活下去的“好人”，而局外人眼中的救援人员很有可能打破现有的平衡，是威胁自身安全的“坏人”。

但是，在评价受害者行为的时候，局外人一定要意识到，受害者对施暴者的一切感情和行为都是在非自愿的基础上发展的，是在危险情景和危险关系中的生存状态，是受害者对自己的保护。

三、该如何看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产生的情感？

弗洛伊德说，爱与催眠只有一步之遥。

在一些特定情境下，比如危险临近的时候，人的自主性逐渐瓦解，行为和表达不再受道德约束，而是被本能驱使。这种无意识地表达是一种文明倒退，也就是上文提到过的，一种婴儿状态的病理性状态[5]。

丧失个人自主性、原始情感复苏，当事人无法建立正常、理性的人际关系，转而对“有魅力”的、专制的领导者产生依恋，这种感情被佛洛依德认为是催眠。

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的感情也可以用心理学的“认同感”来解释。受害者经历过施暴者带给他/她的恐惧之后，会不自觉把自己代入施暴者的状态，试图理解施暴者的行为，并帮助自己识别危险。这样一来，受害者就对施暴者产生了忠诚的感情[6]。

当然，无论怎样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的情感，都不应该掩盖施暴者的犯罪事实。

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会影响法律判决吗？

1933年5月的一天，四名持枪的绑匪闯入了McElroy的家，强迫她从浴缸中起身，把她带到了一间乡下的农舍，并把她绑在了地下室。

被囚禁29个小时之后，McElroy的父亲支付了30000美元赎金，McElroy被释放了，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过了不到一个月，绑匪中的头目在使用赎金消费时被捕，可是McElroy拒绝出庭指证绑匪，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在绑匪处受到不公平待遇，那些人只是利用她做了一笔生意的商人。

绑匪头目被判了死刑，这让McElroy寝食难安。她患上了神经衰弱，试图离家出走，还写信给市长，感觉自己变成了杀死绑匪头目的凶手，认为如果他被受到惩罚的话，“我将同样受苦”。

最终，绑匪头目被减为无期徒刑。McElroy一直饱受神经衰弱的折磨。绑架事件6年后，McElroy的父亲去世，她在第二年的1月份开枪自杀了。在她的遗书上，依然可以看到绑架事件对她的影响，

“我的四位绑架者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不认为我是个傻瓜的四个人。您已经得到了一个死刑，那么，请给他们一个机会。”[7]

五、家暴受害者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

尽管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通常与绑架事件有关，但实际上，某些情况或人际关系下，也有可能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亲密伴侣暴力（IPV）或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却常常因为涉及隐私而成为禁忌话题。受虐待者为了避免焦虑和惩罚而开启防御机制，开始对施暴者产生认同，即为了应对IPV而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8]。。

在受害者眼中，施暴者的暴力行为被无限弱化，而间歇性的善意行为被放大。受害者无法识别暴力行为和善意行为实际上出自同一个人，也很难主动摆脱这段关系。受害者认为，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施暴者[9]。

施暴者暴力行为持续时间越长，受害者就越脆弱，对施暴者产生的依赖就越严重，更加坚信施暴者在这段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这就给了施暴者得寸进尺的机会。

在儿童虐待或性侵的事件中，侵犯者往往是受害者的长辈或者监护人，所建立的情感纽带和生存依赖关系更加强烈，使侵犯者能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对儿童进行持续虐待或者性侵。双方的关系越密切，儿童越容易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侵犯者对儿童的影响也越深刻，某些受害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被侵犯者有积极感情。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影响，受害者的反应往往会被局外人误解为“家庭矛盾”，使受害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10]。

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受害者的后续影响？

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在逃脱隔离环境之后重新获得自由，但是，对他们来说，离开固有环境进入新环境是十分困难的，很多人面临着从孤立和无助的状态走向超负荷的自由状态。

绑架事件的幸存者往往会经历压力反应。典型的压力反应包括思想扭曲、否认既定事实、记忆力减退、过分谨慎等思想方面；过度焦虑、过度麻木、沮丧、愤怒、无助等情绪方面；以及避开家人和朋友、处于社交边缘等行动方面。

除此之外，因为已经对施暴者产生了积极情感，如果施暴者受到伤害，他们还会感到悲伤。这就构成理智和感情的进一步矛盾，引发了更大的痛苦。

对于幸存者来说，认识到这些矛盾属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物、并非是自己“不正常”，是十分重要的。

七、该如何帮助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

十分遗憾的是，现阶段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治疗还只停留在帮助受害者缓解恐慌的阶段，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还没有针对性的治疗。由于综合征的特殊性，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少。

如果朋友或家人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最好的办法是建议他们接受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如果他们表现出对施暴者的特殊情感，请试着理解他们，因为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不幸遭遇可能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场景时，请尝试使用这些预防措施：

1）不要忘记现实。即使施暴者表现了善意，也一定要牢记是他们强迫你进入了危险情景；2）不要相信施暴者；3）逃生。即使无法真正实现，也不要放弃努力，起码，要有逃生的想法，不要让自己发生心理状态的倒退；4）和施暴者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尽量减少交流，避免对施暴者产生同情心或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2] Namnyak M, Tufton N, Szekely R, et al.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J].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07, 117(1): 4-11. 

[3] Fuselier G D. Placing the Stockholm syndrome in perspective[J]. FBI L. Enforcement Bull., 1999, 68: 22. 

[4] Graham D L, Rawlings E I, Ihms K, et al. A scale for identifying "Stockholm syndrome" reactions in young dating women: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J]. Violence & Victims, 1995, 10(1): 3-22. 

[5] Moscovici S. The age of the crowd: A historical treatise on mass psycholog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