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蟹的文化底蕴 中国人爱吃蟹，吃的都是文化

中国人大概是世界最爱吃蟹的民族，近年来据说仅上海每年就要吃掉5万吨大闸蟹。吃蟹早已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之一，林语堂在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就曾说过：“但凡世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出于喜好，我们吃螃蟹；如若必要，我们也吃草根。”把螃蟹列为国人最偏好的代表性食物，所谓“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间南北，不分雅俗”。近二三十年来，对大闸蟹的食尚更盛，这种横行的甲壳类生物也被居为奇货，几为当代一景。

然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是不吃螃蟹的，欧洲的英德等国这些年苦于河道被大中华绒螯蟹这一外来物种所侵占，但当地人也任其横行，并无食蟹的习惯，倒是便宜了那里的华人，在大快朵颐之际也算为当地除害。

欧洲人历来不吃蟹，主要原因基督教传统所形成的饮食习惯，《圣经旧约·利未记》中将认为所有用腹部或四足行走的爬物都是“可憎”而“污秽”的；在伊斯兰教规中同样禁止吃蟹，中国西北的穆斯林也禁食，然而身在杭州的回族却入乡随俗，历来也爱吃蟹。

一种食物是否可吃、是否被视为美食，在不同的文化中千差万别。中国人推崇的燕窝、鱼翅，在西方人看来并无营养，而东南亚人喜食的虫卵虽然富含高蛋白，即便是对食物百无禁忌的中国人，只怕也难以下咽。

汉语中惯于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喻为有勇气尝试新事物，我们看来的确有必要回答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吃螃蟹？

时令：食蟹的季节感

关于食蟹，首先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它和某种时间节律密切相关。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这本身意味着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螃蟹是一种时令性很强的食物。在传统上，食蟹是与西风、饮酒、赏菊等意象联系在一起的，描绘的都是某种秋日景象，一如郁达夫《西溪的晴雨》中所说：“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晓得芦花总还没有白……”

这种关联性由来已久，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在分析食蟹的诗文时认为，在这里，“蟹黄不仅是用来表示美味佳肴，而且还代表了一种季节感。直到今天，每逢凉爽的西风报告秋天的来临时，北京的市场上就出现了肥美的河蟹，使那里的美食家们欢喜不已。” 

我们当下只会把这些视为一种与换季的景色和美味相关的景象，然而对古人来说，这却是一种与自然节律同步的行为。在中国文化中，季节与食物的对应，原本都带有与宇宙变化同步的意味，不同的时间节点要食用相应的食物。

古人没有所谓“反季节蔬菜”，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季节都要食用相应的时令食物，否则将会致病伤神。因而有“药王”之称的唐人孙思邈在《千金食治》中有“三月三日勿食鸟兽五脏及一切果菜五辛等物，大吉”这样的语言，他着重指出：冬季十一、十二月食螃蟹将会伤人神气。

按照这种理论，饮食实际上是一种与天地自然规律保持着同步感、顺应天时、摄取天地之气的行为。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明确提出“藏气法时”，要“食岁谷”。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解释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处世哲学：“在古人观念中，春夏是万物滋育生成的季节，秋冬则是肃杀蛰藏的季节，这是宇宙间永远不易的自然秩序”，而人的行为须顺应四时，与天道相应，如果发生灾异，那是表明神灵对人类的行为不快。因此，北齐天保八年发生高温旱灾后，朝廷下令禁止捕蟹。

由此可知，螃蟹作为一种蛰伏洞中、潜藏于水的生物，且是秋季肥壮，正适合于那一季节的特性，因而蟹肉、蟹黄在中医理论看来一直是属于“寒性”的，需要佐以生姜、黄酒以拔除其“腥味”及“寒气”。所谓“七尖八团”，这对国人而言几乎是常识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螃蟹在取食时会为害水稻，所谓“蟹至八月即啖芒”，此时捕食正好适宜。

不过这也并不绝对，宋人高似孙在《蟹略》中已列出“春蟹”“夏蟹”“秋蟹”“霜蟹”四类，几乎一年四季都可吃蟹。近代以来的天津菜尤擅制河、海水产，鱼、虾、蟹菜可达上百种，“且按季取料，适时推出。……论蟹，有春吃海蟹，秋吃河蟹，冬吃紫蟹之别。”对近现代人来说，时令更多意味着新鲜和口感，而不再与“天道”和“自然节律”相关了。

风土：食物的“南方化”

现在全国最爱吃蟹的无疑是江浙沪一带，即历史上的“江南”，而大闸蟹最著名的产地昆山阳澄湖和崇明岛，也都地处长江三角洲。这两地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历史上曾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水乡泽国，地势洼下。

王建革在《水乡生态与江南水乡中指出，宋明时期的苏松一带，“由于河水感潮，在海水与湖水交汇的地方，蟹类非常之多。宋人高似孙在《蟹略》中提到许多描述这一地区多蟹的诗。……当时的生物状态不像现在河道那样处于一种富营养化状态，而是一种富有河蟹的环境，水环境清洁有氧，鱼蟹类小动物才众多。”

“大闸蟹”的“闸”字，指的是蟹簖，“簖”是古代江海一带主要的捕捉鱼蟹的渔具，原本叫“沪”，上海正是因原本水乡滨海多用这类渔具才得此别称。

然而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原本地处内陆，食材更多取自农牧产品，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其实极少吃蟹。除了《楚辞》中出现过“蟹胥”一词外，在东汉初年之前，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食蟹的记载，在秦朝人编纂的《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根本未提及螃蟹。

直至东汉郭宪所撰 《汉武洞冥记》卷三才首次出现了食蟹的记载：“善苑国尝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壳胜于黄胶，亦谓之螯胶，胜凤喙之胶也。”这是第一次将螃蟹视为美味，但善苑国在海外，进贡的螃蟹又有“九尺”之巨，极可能是海蟹。

与如今不同，中国最早出名的螃蟹产地不是在长江三角洲，而在青州。《周礼》郑玄注有“青州之蟹胥”一语，可见东汉时此地以产蟹著称，而当时的“青州”基本包括整个山东半岛，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滨海地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州蟹”是最有名的蟹种，但这极有可能是海蟹，因为在南北朝时它每每与其它山珍海味并列，蟹餐且被看作是一种奢侈的食物。唐代还有人非常爱吃海蟹，但在宋元以后，人们却多觉得海蟹腥气、肉粗且不可多食。到明代，据《五杂俎》卷十一记载，青州人已不知海蟹的贵重了。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人惯于以牛羊肉为美味，对水产品本不在意，南北之间的饮食习惯开始分化。晋人张华《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条：“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鳖螺蚌以为珍味，不觉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

当时这类看法很多，显然，螃蟹作为水产，更多为南方人所偏好。据《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北魏人杨元慎讥讽南方人“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可见吃蟹与品莼菜羹、嚼槟榔都被视为典型的南方饮食。

在食蟹史上，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汉唐时代，华北黄河下游仍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沼，入海口的滩涂水草丰茂，南北朝时期华北气候变冷，但在唐代前期，北方的生态还很好。史载唐代沧州多蟹，且是稻田中的河蟹；沧州所产糖蟹曾是重要贡品。

然而中唐以后，随着北方战乱和气候再度变冷，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南方的稻作农业得以开发并逐步成熟；这里也正是后世食蟹之风最盛的地区。

Eugene N. Anderson在《中国食物》一书认为，安史之乱后的饮食开始偏向水产，“中国社会的中心转移到了这样一个地区，在那里鱼和所有的水中生物，一向在养殖上受到重视，并深受钟爱。”

其后虽然元代皇室起于漠北而钟爱肉类，但大致在宋元之后，江南地区确立了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而这一地区的“烹调形成于陆地与水域交会之处及互相渗透之地；因此最擅长料理蟹、虾、水生植物、海草及生活在大河边缘的一切东西。”

这种饮食习惯一旦养成后极难改变，晚至1956年，杭州市工人文化宫举办饮食博览会，从各大餐馆选送的200多只菜中选出36个杭州名菜，其中12个菜为水产菜，比例最高，杭州传统名菜中竟没有一道菜是山珍海味。

中唐开始，唐代诗文中出现了许多描述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产蟹的景象。宋代更多，宋人高似孙《蟹略》中所引宋人写蟹的诗句比比皆是，描摹的大多都是江南水乡。螃蟹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与南方、尤其是江南的意象勾连在一起的食物。

虽然《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都城开封也有螃蟹卖，但显然内陆地区极为少见，本身是杭州人、又曾在陕北任官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关中无螃蟹，怖其恶，以为怪物。人家每有病疟者，则借去悬门户。”可见当时陕西一带的人对此物相当陌生，“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毫无疑问，食蟹偏好与饮食的“南方化”过程密不可分。王利华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一书中曾分析：“白居易偏好南方饮食并积极宣传与仿效，也许意味着在他的时代，华北人士对外来饮食文化的选择取向，正在悄然地由热衷于胡食转向钟情于南味吧？”

的确如此，在中晚唐之后，中国不仅经济、文化中心和人口重心南移，而且在饮食习惯上也“南方化”了，原产于南方的茶叶风靡全国，肉食则由牛羊肉为主变为猪肉为主，而蟹则上升为一种备受推崇的食材。

在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中所列的300多种饭菜点心中，作者出生和生活的江浙两省的食品占压倒多数，北京、山东、广东饮食略有提及，而川湘闽皖等地的饮食则完全不曾触及。到清初李渔的笔下，螃蟹已成为最佳美食：“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错而较之，当居第一，不独冠乎水族，甲于介虫而已也。”

名产：大闸蟹的兴起

明清时苏州、松江一带成为淡水蟹的最知名产区，是与其水乡湖田开发、稻作农业发展、以及当地的文化经济地位分不开的。

在唐代，除了华北沧州等地以产蟹著称外，南方出名的产蟹之地也不是在苏州一带，而是江陵、扬州、宣城等地，苏州产蟹其实直至宋代才开始出名。

宋代出现傅肱《蟹谱》、高似孙《蟹略》这两部专门谈蟹的烹饪专著，其中《蟹略·蟹品》中记载各地名品有洛蟹、吴蟹、越蟹、楚蟹、淮蟹、江蟹、湖蟹、溪蟹、潭蟹、渚蟹、泖蟹、水中蟹、石蟹，其中并未推举吴蟹为第一，相反，他倒是认为“西湖蟹称天下第一”。

到元代，苏州已确立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当地螃蟹也已颇有名，但也不是在阳澄湖，而是太湖蟹。

即便到清代，《随园食单补正》还推举淮河流域出产的淮蟹为上佳；清代天津号称“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而晚清民国时，在杭州出名的则是“嘉兴南湖大蟹”，就像现在很多螃蟹冒称是阳澄湖所产一样，当时杭州卖的蟹都自称产自嘉兴南湖。

除了江浙一带之外，清代最爱吃蟹的便是京津地区了。当地食用的主要是产自白洋淀的胜芳蟹。晚清时的北京人甚至觉得“北蟹”还比“南蟹”好吃得多：“蟹出最早，往往夏日已有。其尖脐者，脂膏充塞，启其壳，白如凝脂。团脐之黄，则北蟹软而甜，若来自南者，硬而无味，远不逮也。”之所以作此想，无疑也与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有关。

现在以阳澄湖大闸蟹和崇明蟹为尊的观念，是与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的经济兴盛分不开的。在爱吃蟹的上海人推动下，供应上海市场的阳澄湖大闸蟹和崇明清水蟹，其名声逐渐盖过了之前盛行于苏州的太湖蟹、杭州的嘉兴南湖大蟹和天津的胜芳蟹。

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曾有诗云：“不是阳澄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苏州。”可想那时的阳澄湖大闸蟹已名动一时。也是因为上海人爱吃阳澄湖蟹，因而在日本，大闸蟹便被称为“上海蟹”。

到1949年之后，这种吃蟹的习惯又随着一些上海人的移居带到了香港，以至“每到秋天吃上海蟹的季节，上海菜馆都要竞相在店门口张贴写有‘大闸蟹’的红纸，这时，香港的上海人便迫不及待地前来用餐。今天，上海蟹在香港已十分有名，有些客人是慕名从日本远道而来的。”

很多人也许还有印象，在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后粤语流行文化的兴起和广东经济的发展，海鲜一度极为盛行，而在此之前，上海菜一向是偏好河鲜更多于海鲜的。到1990年代初之后，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重振，而食蟹之风、尤其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了。

真味：食物的“文士化”

一种食物的价值是相对的，其何以被视为名贵，往往取决于文化——正如中国人推崇的海参、鲍鱼，在西欧市场上却是无人问津的廉价海产。在中国，决定这种文化趣味的是社会主导的文人阶层，而大闸蟹之所以被推崇，无疑与这些南方文人的口味和不断宣扬密不可分。

历代对江南食物的最早推崇，便是由于西晋时吴郡吴江人张季鹰以思念家乡的莼菜、鲈鱼为由，辞官归故里，这后来成为“莼鲈之思”佳话，这两种食材从此被视为江南最具代表性的名菜。

在食蟹上也是如此。海蟹因其难得，在上古或为名贵，但稻田里的螃蟹实甚常见，它之所以被称颂为一种珍贵的食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文人的趣味。

在西欧，最早的一批烹饪著作大多是厨师所著，但中国古代的烹饪典籍，却绝大多数是文人所写，如唐韦巨源《烧尾食单》、宋陈直《养老奉亲书》、《山家清供》，以及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他们本身的趣味必然反映在对这些菜式的选择、评价上。

正如王利华所说，“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其行为举止、生活好尚与情趣，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文化名人的高风雅尚、异迹卓行更往往为大众所竞相效袭和模仿，从而可在新风尚的行程和新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独特的或可称之为‘名人效应’的倡率作用。”

在中国饮食史上，最初的螃蟹吃法是“蟹胥”，胥即“醢”，指剁碎加酱料煮熟食用，原因可能是海蟹较为腥气，故此需要这类较为重口味的吃法。汉代人多将蟹制成蟹酱或蟹齑食用，后代的糟蟹即由此而来。北朝时《齐民要术》有“藏蟹”，将蟹放入盐蓼汁中，类似醉蟹。

另一种吃法“糖蟹”，在南北朝和隋唐时广为盛行，一度是各地贡品。这些吃饭都可谓某种“宫廷式吃法”，然而对近现代人来说，这些吃法大多已显得相当奇怪和不可思议。梁实秋在《雅舍谈吃·蟹》中谈到糖蟹时说：“如今北人没有这种风俗，至少我没有吃过甜螃蟹，我只吃过南人的醉蟹。”

在唐宋之后，中国人发明了种种河蟹的烹饪方法，清代收录蟹馔做法最多的《调鼎集》，已有多达47种做法。但自中唐以来，一种更为文人趣味的烹饪风格也逐渐兴起，所谓“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自白居易开始，文士诗人常常乐于记咏日常生活俗事，关注普通的饮食生活，白居易本人就经常题咏一些普通但新鲜自然的食材，例如竹笋。

这种风气到宋代大大强化，许多文士诗人对日常饮食养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他们的审美与口味大多内敛含蓄，偏好自然朴素。苏轼等文人以笋为美味，相比起前代以牛羊肉为美味，宋人则以蔬食为美，口味更为清淡，陆游所谓“食淡百味足”。这种风格一脉相传，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有言：“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由此，烹饪上也强调清淡、尊重自然本色，多用蒸煮，因为如梁实秋所言，“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方法是放在笼屉里整只的蒸”。晚明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认为吃蟹甚至不用添加作料，因为它是“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

成书于晚明的《西游记》，第九回曾以两名渔樵对答的方式描绘各自的生活，渔夫夸赞水乡生活是“活剖鲜鳞烹绿鳖，旋蒸紫蟹煮红虾”，“烹虾煮蟹朝朝乐，炒鸭毳鸡日日丰”、“霜降鸡肥常日宰，重阳蟹壮及时烹”，可想吃蟹对当时人而言，已成为一种诗文化的田园生活象征。

到清初著名文人李渔笔下，合乎自然之道的竹笋、莼菜、蕈菌、蟹黄等才是最美味的食物，理由是“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

他的饮食评判标准是崇淡尚雅，而在这种观念下，河蟹几乎是天下第一美味：“世间好物，利在孤行。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作为美食家，他认为治蟹的不二法门是：存其原形、原色、原味。

袁枚《随园食单》也强调“蟹宜独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盐汤煮熟，自剥自食为妙。蒸者味虽全，而失之太淡。”当然，如此推动河蟹的李渔、袁枚等本人也都是江浙人。

在这种文人饮食趣味的推动下，河蟹这种原本为贱物的食材越来越被视为天下美味，价格也越来越贵。按《红楼梦》第三十八、三十九回的描写，一餐讲究的螃蟹宴，三大篓七八十斤，刘姥姥估算搭上其它酒肉，“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

人们吃一种食物，其实吃的从来都是那种“文化”，用现在的话说，是在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品牌价值”，那才是最值钱的。这道理自古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