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乌合之众感想(《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读书心得&名句摘录)

◆内容简介（豆瓣）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1841-1931)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自1894年始，写下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以本书最为著名；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有的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也是这本并不很厚的《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在他在书中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西方已印至第29版，其观点新颖，语言生动，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佳作。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1841-1931)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自1894年始，写下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以本书最为著名，被 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目录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

作者前言

导言：群体的时代

第一卷 群体心理

1．群体的一般特征

2．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3．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像力

4．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1．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2．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3．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4．群体的信息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1．群体的分类

2．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3．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4．选民群体

5．议会

译名对照表

◆读书心得

作为一本百年经典，我们必须怀着一种不卑不亢的心态阅读这本书，不然很容易“走火入魔”。

说这本书好的人趋之若鹜，对其反感的人嗤之以鼻……

我想，这就是没有理解时代背景以及该书对当时、如今影响力的领悟与区分。

本书写于法国大革命100年后19世纪末的法国，那时候，一战、二战也还没有打，在时代的夹缝中，作者产生了对社会心理学、特别是群众思维、大众心理的思考，请注意，是思考，而不是研究。

为什么说是思考，因为他发现并勇敢的指出了当人们拉帮成群的时候，思维、言语、行动甚至智商都与其个体孤立的时候有较大差别，其中涉及到宗教、政治、道德、战争、革命等很多方面，当人们形成一个群体时，其相互影响，即可能做出高尚的利他行为、也可能变成凶残的刽子手。

原书：“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做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

其中群体行为存在的种种特征，都是作者总结及观察到的结果，然而剑锋直指政治，这样，就掺杂了他本人主观思想、看法、政治观点及主张，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重理论研究、逻辑分析的人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作者极端偏颇、感情用事、空口断言……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说的，这本书的作者对群体从众进行了观察与思考，却没有进行研究、分析与归因，他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总结，用犀利的文字进行了阐述甚至批判，掺拌了个人的情绪、观点，客观的说，作者提及的这些现象大多都是客观存在的，对后世社会心理学特别是从众现象颇具影响，遗憾的是，当观察并讲出了这些群体特征与表象后，话题转到了对政治制度的批判、当权者的手段以及群众参政的种种弊端上来，有废无立，并没有咎其原因、进行学术研究，因此，这本书作为学术书籍，个人觉得是不合适的。

很多人看这本书会觉得很“过瘾”（其中很多语句也让我产生强烈共鸣），那是因为作者的阐述有一种一针见血的酣畅痛快，我们更容易结合自己的经验，对某些群体、政体的弊病产生一拍大腿的不断点头认同，而我看到的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群体暴戾的事件进行的描述与分析，这幅画卷，在70年后，贴在了东方某国的版图上，将他的观点演绎到了最高峰！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个伟大预言家！

最后，说一下我对群体效应、从众心态的看法。人，作为情感与理性、欲望与自制相结合的复杂生物体，在千万年的繁衍过程中，以群居的方式获得了生存、获得了文明、获得了地球霸主的位置，我们总结并适应着群体关系的准则与方式，群体关系中充斥着利己、博弈、防御机制等等深层次的规则、智慧与策略，而无论是本书还是心理学研究所表明的从众、群体特征，即是这些机制在运转的表现形式，就拿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来说，人们疯狂的相互杀戮，暴民的残忍与不理性，道理很简单，你不杀别人，别人就要杀你，你不让别人感到害怕，别人就会让你感到绝望，这个时候，如若堪称有理性的人跳出来振臂高呼：“你们都是傻X”，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说，自己及家人也将受到牵连，所以，在当时，选边站队、打击异己、让别人觉得你是不好惹的，是生存下去的最好策略，也就是说，作者所谓的这种群体“耍流氓”的不理性表象下，埋藏着博弈论与自我保护的最佳策略，我们反复强调的囚徒困境，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暴徒给自己的暴行寻找一个理由，历来都是很容易的，人们从来都是解决“认知失调”的好手。

综上，我们今天遇到种种看不惯的现象，也许除了辱骂、讥讽、批评以外，也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开放自己的智慧与想象，寻其这些荒谬下埋藏的那份逻辑关系与博弈策略，这样，也许我们可以更释然一些，兴许发现与掌握这些内在规则后，发现商机、发家致富，也未可知。

◆名言摘抄

一、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

弗洛伊德以可敬的直率态度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把勒庞的言论作为我们的引路人，因为它对无意识精神生活的强调，十分适合我们的心理学。”

从根本上说，有些人是把别人当作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有着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他能够头头是道地把罪恶说成美德，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类性格的这幅画像还导致了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认为人类特别易于在社会的引导下变得十分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为追随乌合之众而变得平庸，或是用途邪恶，作为那些不十分奏效的暴力和强制的帮凶，欺骗自己的同胞。

群体很容易作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这种有关矛盾心理的论述令弗洛伊德感到亲切）。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后勒庞又补充上了与我们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话）。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干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见本书第1卷第2章第1节）

作者前言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导言/群体的时代

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

科学为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一些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

从事实的角度看，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

人们从来不是按纯粹理性的教导采取行动的。

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

要想多少了解一些究竟，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

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这个道理可以用心理学语言表述如下：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应当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谎言。

从以上情况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

《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7]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亦无多少共同特点。

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所以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作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正确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做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

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可算作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它们

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宗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一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

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

第二卷/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近代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

所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改进它们。这个理想不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譬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这种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不相干的。

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丹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等量齐观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类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暴行”。

如今社会“煮意”何如此强大，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尽管存在着一切科学证据，它依然继续发展。它的主要力量是缘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从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煮意”幻觉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6]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他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他们的感情而不是他们的理性。逻辑

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作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

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帕斯卡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法袍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一半。

旺达姆将军，一个粗汉、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甚至比奥热罗更粗野，1815年，在与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利宫的楼梯时，他对元帅谈到了拿破仑：“那个魔鬼般的人物对我施用的幻术，我自己也搞不懂为何如此厉害，我既不怕神，也不怕鬼，但一看到他，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禁不住打战。他简直能够让我钻进针眼，投身火海。”

拿破仑对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11]达武在谈到马雷[12]和他本人的奉献精神时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毁灭巴黎，不让一个人活着或跑掉，这对于我的政策至关重要’，我相信马雷是会为他保密的，不过他还不至于顽固到不想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这座城市。而我会因为担心泄露真情，把我的妻儿留在家里。”

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成功永远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

由以上论述可知，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成功永远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

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

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觉。

因此，今天的社会“煮意”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这并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由于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这样就无法反驳它；而社会“煮意”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所以，它的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正是这个缘故，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是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群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第三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法国人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英国人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

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事例。在这位监狱长的堡垒被攻破后，一群极度兴奋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对他拳脚相加。有人建议吊死他，砍下他的头，把它拴在马尾巴上。在反抗过程中，他偶尔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他的建议立刻就博得了群众的赞同。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他用一把借来的刀切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他对切肉应当很有经验），成功地执行了命令。

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并无不同：易受怂恿、轻信、易变、把良好或恶劣的感情加以夸大、表现出某种道德，等等。

正像群体通常的表现那样，这种本能并不妨碍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他们的善心常常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有着极大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在阿巴耶，那帮人中的一员在得知囚犯24小时没喝上水后，简直想把狱卒打死，如果不是犯人们为其求情，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一名囚犯被（临时法庭）宣告无罪后，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高兴地与他拥抱，疯狂地鼓掌。”然后大屠杀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欢快的情绪从未间断。他们围在尸体旁跳舞唱歌，“为女士”安排了长凳，以享观看处死贵族之乐，而且这种表演一直具有一种特殊的正义气氛。阿巴耶的一名刽子手当时抱怨说，为了让女士们看得真切，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使得在场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享受了痛打贵族的乐趣。于是决定让受害者在两排刽子手中间慢慢走过，他们用刀背砍他以延长其受苦的时间。在福斯监狱，受害人被剥得精光，在半小时里施以“凌迟”，直到每个人都看够了以后，再来上一刀切开他们的五脏六腑。

他们中间当然也有人民的敌人，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一个下毒者的寡妇：“她肯定对坐牢非常愤怒，如果她能办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她肯定这样说过，她已经这样说过了。除掉她算了。”这种说法好像很令人信服，囚犯被无一例外地处死了，其中包括50名12岁到17岁的儿童，他们当然也变成了人民公敌，于是全都被解决掉了。

候选人若想保证自己取得成功，只有名望是不够的。选民特别在意他表现出贪婪和虚荣。他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作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许诺。

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断言来对付断言，如此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绝对，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但是在口头纲领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毫无惧色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作出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但它们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而选民绝对不想为这事操心，他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行他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虽然他以为正是这个纲领使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无可否认，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相应地也越来越少，他们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依靠仅仅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无法让人放心的。

不妨设想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被送回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他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一旦落入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飨，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用讨论的方式与飓风作对，这比群众的信念明智不了多少。普选的教条今天就有着过去的宗教所具有的威力。

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势时，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代译后记/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关于勒庞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鼻祖乔治·米德（GgeorgeMead）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其思想时曾说：“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唯一希望。”[5]

持论稳健而超脱的熊彼特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曾特别强调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重要意义，认为勒庞最早有效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

他强调，遗传赋予每个种族（race）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勒庞对这种“种族特性”的强调，在一百多年前不但是西欧精神生活中的流行话，而且波及许多处在现代化过程边缘的地区，这在鲁迅先生对“国民性”（这正与勒庞喜欢用的“geniusofrace”一词含义相同）的反省，以及我们至今余韵犹存的“民族生存”意识中，都有很明确的反映。这种

的确，凡是读过《乌合之众》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的人，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它虽然偏见多多，却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勒庞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

因此，在同人类作为文明动力的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

我们更能理解，所谓专业精英，不管他智力多么高强，他陈明利害得失的理性努力，面对被空洞的观念冲昏了头脑的群体，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他会产生一种自己十分迂腐的无聊感觉。更为可悲的是，面对群众的荒谬与狂热，明智之士更有可能根本不会作出这样的努力，而是同群体一起陷入其中，事后又惊叹于自己连常识都已忘却的愚蠢。弗

和群众经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英雄之成为英雄，也必是因为他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

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希特勒是否读过勒庞的著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除了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之外，显然也十分了解他必须进行动员的群众。他说，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20]。这些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勒庞的话。

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