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内的人生观后感 高墙里的不同人生

本站作者 2024-01-25 11:05:00

高墙内的人生观后感

●高墙电网内,那是一个人的人生地狱,又或许是一个人的重生之所。毁灭或者涅槃,在乎内心如何重新认识人活着的意义与价值。

●高墙电网内,被禁锢的人来了又走了,但自由的人,却不得不永远面对禁锢,他们便是看守所里的民警们。自由与禁锢,何尝不是他们也在衡量和体味的哲学辩题?

3公里有多远?这不是陆地里程距离,而是从繁华红尘到高墙电网的距离。从云南省看守所到著名的滇池草海大坝大概在3公里左右。原来,3公里的距离何其遥远!它是自由与束缚的差距,是快乐幸福与孤寂苦痛的落差,更是人生迷失的间隔。

从3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底,将近一个月往返看守所达数十次之多的采访,让记者丈量出了自由与囹圄的差距,也进入了看守所民警的心理世界,体味了他们的快乐、舒畅与郁闷、痛苦、孤独。

最难干的警种

除了那身制服以及体制性的经济政治待遇,看守所民警和其他警种,如刑警、治安警差别极大。

“在一般人心目中,由于不了解看守所的情况,也由于近年一些地方的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部位屡出问题,外界把我们视为一个很严酷的场所,看守警察被妖魔化,好像被羁押人员到了看守所就是到了地狱一样,其实不是。我们的工作打个比方,实际等于托儿所,而民警就是托儿所的阿姨、老师。”所长陆永昌风趣地说。

近年来,云南省看守所关押的人员,大多为纪检、检察、公安等部门所办理的案件涉案人,其中不乏类似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专案犯罪嫌疑人(除黄瑶本人外)等中央和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侦办的职务犯罪大要案人员。

“这些人在位时,高高在上,耀武扬威,一旦进来,身体素质马上随精神支柱的倒塌而垮掉,没几天功夫,头也秃了,头发也白了,各种病都来了,健康问题一下子变得很突出。最要命的是,由于命运的反差过于强烈,他们往往会想到自杀等,使民警十分紧张。”看守所原副所长符光乾说,“我在看守所前后工作了10年,天天提心吊胆,我干过好几个警种,最难干的就是这个。”

管理服务的特殊对象决定了对这些民警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有着超乎寻常的标高。“比如原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柴王群在里面关了近两年,经常给我们讲政策,要说服他认罪,起码要让他认识到自己有罪,要下功夫。”民警符光乾告诉记者。 

现在景洪市公安局任副局长的储超华做过胡星的主管。

2007年2月18日是大年初一,当天胡星被从国外抓捕回来就被径直送到省看守所。一进所,储超华就和他谈话,了解他,关心他。“得知胡星是个孝子,我便开始叫他‘老哥’。我们不是法官,胡星只是嫌疑人,不能把他当犯人对待,该遵守的要他遵守,该帮助的要帮助他。”胡星后来被判无期,“判决一下来他就要见我,一见面就哭了。判决下来意味着就要转所了。过去的七八个月里,是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交流。”    

他得的是急性肠坏死

在记者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无论是所长陆永昌、所医樊红明,还是姜勇、司亚夫等其他管教民警,往往会很自然地提到看守所民警抢救在押人、陪伴在押人住院治疗、购置医疗器械救护车等,因为屡屡提及和医疗有关的人和事以及设备,听着听着会使人产生在采访医院工作的错觉。

2009年7月20日,烟草界职务犯罪嫌疑人老杨向值班民警报告他“肚子疼”。陆永昌得知后,立即安排将老杨送往医院。

符光乾考虑到老杨的肝脏曾经有问题,就先送昆明市传染病医院,查了半天,肝没事。又转到昆明市延安医院,一直查到次日,还是查不出问题。这时,办案单位工作人员生气了,他怀疑老杨是装病,想打什么鬼主意。

细心的陆永昌发现,老杨额头上渗出好多汗珠,“这下我有把握了,他肯定是有病了,而且病很重,他可以说假话骗人,但额头上的汗珠却不是装出来的。”

相关专家来会诊了,还是没有结论,眼看人不行了,大夫决定采取最后一招——剖腹检查,这需要家属签字,当时老杨的家属不在场,陆永昌决定把字儿给签了。

原来,他得的是急性肠坏死,切除小肠达150厘米,“医生告诉我,你要晚来一天绝对没命,晚来一天小肠会穿孔,粪便进入腹膜,再进入血液,绝对没治。”

负责监控巡视的民警肖应勇告诉记者,他们队有7个民警,每20分钟要巡视所有监室一圈,一年下来,“我统计过,大概相当于走了1200公里路。”除了巡视,他们通过摄像头监控各个监室的情况,24小时必须紧盯着,“我的感觉是在家看鱼缸里的鱼,游来游去,十分枯燥乏味。”    

“躲猫猫”事件的当事警察

在公安工作中,看守所这个岗位一直是不被看好的,即使到了“躲猫猫”事件之前,仍然如此。

一位从事过多年公安工作的友人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到看守所的警察多半是老弱病残,或者犯错误的,真正的一线业务部门,如刑侦、经侦、禁毒、防暴等,都是精兵强将,所以久而久之给人一种印象,到看守所工作的警察多是各种素质很差被贬斥的。”

“有些领导也这样看,他们觉得,看守所有高墙电网,钢门铁窗,还有武警持枪守卫,那些被关押的人还能跑了不成?你煮饭给他吃饱,把大铁门一关让他睡觉就成了。”陆永昌说,“他们认为看守民警不需要多高的素质,也不需要几个人。领导的看法也不是没道理,以前的看守所也基本就这样。”

正因为看守所在公安民警眼中的地位如此“不堪”,被分配到看守所工作的民警往往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有位管教民警告诉记者,他偶尔和朋友聚会,不好意思说自己具体干嘛的,只笼统说一句在省厅工作,若再被进一步追问,就说自己在监管总队,绝不说出“看守所”三个字儿,“你要说自己在看守所工作,人家会觉得你肯定没什么本事,混得不好。”

看守所警察这点心事连在押人都看得很清楚。

前述在押人老杨说:“我对他们有两个看法,一个是素质很高。一个是他们要地位没地位,要待遇没待遇。成天就在这个小天井里转,我们还有机会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要在这里耗。”

胡星曾经担任过昆明市主管城市建设、规划的副市长,省看守所就是在他任昆明市副市长那段时间规划、建设的。看到民警的辛劳,看到看守所当时的简陋条件,胡星感慨地说:“这个看守所还是我批准建的,要知道我也会来这里,当时要把它建得更好些。”

原省里管编制的一个正厅级领导退休后东窗事发,67岁时才“栽”进看守所,极度的人生落差使他情绪低落,曾想寻短见,民警司亚夫每天陪他在监区散步聊天做工作,看到管教民警的辛劳后,老头平添感慨:“如果我现在还管编制,一定多给你们增加几个人。”

看守所也关押涉嫌犯罪的警察,包括“躲猫猫”事件两名当事警察。其中的一个年轻警察,因为心中有气,不配合,被捆着送来,“他还穿着警服,只是把警衔标识撕掉,同为警察,同为看守所警察,因为渎职,瞬间成了阶下囚,捆成那样,物伤其类,我们看了真寒心。”陆永昌回忆说,“不过,他也提醒我们的民警,监管工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懈怠,否则,后果相当严重。”

谈到看守所民警的责任心,监管民警姜勇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是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一旦出问题,很可能是被关押的人出来,我进去。”

活着就是幸福

在省看守所,沈志宏作为警察可能是全所唯一最“不专业”的。

他2003年从武警部队转业来到看守所后,干过的工作主线是汽车驾驶,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这条主线来进行的。

“在老看守所时,我长达3年的主要任务是开车到城里一个饭馆拉泔水喂猪,当时囚粮不够用,我们就自己养猪,养猪买不起饲料,就要拉泔水。开警车着警服,到饭馆拉油腻腻的泔水,有时泔水晃荡溢出,一辆警车都是那种味道,很难堪,我们自嘲说,我们是‘泔水警’。”

4月7日到武定搞支部活动,是沈志宏开的车,晚上围着篝火跳民族舞蹈,他最活跃,拉着嗓子边跳边吼,“有灵魂的人快来跳舞喽!”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接触多了,才知道沈志宏所以快乐的原因。

沈志宏当兵的后十年是在一个地方的武警支队机动大队,这个大队的具体任务是处决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从1993年到2003年我转业,我们大队枪决了好多人。”

“我没有开过枪,我的任务就是挥红旗吹哨子,指挥开枪。”

“虽然他们是罪犯,剥夺他们的生命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但还是对自己的心灵有极大的震撼,觉得生命一方面很脆弱,一方面很宝贵,应该珍惜。那段时间这种特殊的工作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活着就是幸福,要愉快工作。”

由于这些经历,对生死有了另一种看法,沈志宏说,“现在最明白要怎么活”。

(《工人日报》6.2 陈昌云 黄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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