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写的寒夜(未见曙光，先见沧桑——巴金《寒夜》评析)

2012.12.01

汪文宣绝对是一个悲苦的人，但这悲苦却很难引起人的同情。他无时无刻不在委屈中度过。他无限地萎靡，无限地讨好。他意识到他在被欺负，但无形的力量仍然牵引着他，让他在妥协的路上坚持，爬行。他似乎匍匐着，又似乎昂着头；他似乎是向前，又似乎是往后。

在黑暗的夜里，在母亲和妻子的夹攻下，他想要崩溃。——他至多是想要崩溃，未曾想要爆发。但就连崩溃，也是缓慢的。他拖着病体走了一年多，才走向死亡。他活得不痛快，死得也不痛快。他在垂危时花了两个月才断气。

这样一个人，你拿针戳他一下，他只会“哎哟”一声，然后哀痛地看着你。甚至，他连“哎哟”声也会忍着。

他活着，但在活着时他已抛弃了生命。他相信死了更好。可是，他没有力气去生，他也没有力气去死。生活对他是沉重的，死亡未必就能那么轻快。

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他左右为难。但在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又总是为自己营造一个梦魇，继续让自己受惊吓。无论面对家人还是独处，他都无法解脱。然后，他频频想到死亡。

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呢？不知道。没有谁能把生与死作一个比较，因为没有谁可以活着经历死亡。

以前的同学、文学硕士唐柏青，面对妻子难产、妻儿双亡的惨痛事实，至少还有一个痛痛快快的醉，和一个一了百了的死。可是汪文宣，他没有办法一醉方休，也没有办法一了百了。他很难说得上积极，但是也看不出他消极在哪儿。他不极端，可是他也不中庸。

他是如此的飘飘无力。他像是随时会倒下。他的精神永远漫无目的，却又不死不灭。他不能痛快地发出声音，也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

路是暗的，夜是冷的。一味的隐忍并没有换来和平。如果母亲和妻子能够和睦相处，他的生活就会幸福起来。可是十几年来，这个“如果”从未变成现实。

环境把他挤扁了。没有挤成一根线，没有挤成一个点，而是挤成了一个分散的凹凸的薄薄的平面。别人的生命在张扬着，他却只有低迷，萎缩。四面八方的压力袭来，他只有弓着身，但是他这姿态既不是迎接，也不是回避；是一种千言万语的纠结。这是一坨泥巴，他想沥出水分让自己坚强，又想析出泥土让自己清朗。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取舍。他的矛盾与迷茫一望而知。

他的眼光轮流着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他不敢。就是这样。他不敢活，也不敢死。他不敢爱，也不敢恨。他不敢轰轰烈烈，他不敢风风火火。他不敢漠不关心，他不敢横眉冷对。他不敢急躁，也不敢迂缓。他不敢咳嗽，也不敢请假。他不敢争吵，也不敢让步。在妻子面前，他不敢爱母亲；在母亲面前，他不敢爱妻子。母亲和妻子就是他的牢。

这是多么失败的一个人。他什么也不是，他什么也不敢。他没有个性，没有棱角。他没有激情，没有温度。生活对于他，还有什么呢？

尽管他始终下不了决断，尽管他始终拖着一副病体，母亲与妻子，始终都是爱着他的。这体贴，这爱，就是他始终不曾倒下的原因。但当他误以为妻子已经抛下他的时候，他的精神就涣散了，生命里最后一点韧性也消失了。总是这样，——穷荒的生命，一旦失去爱的抚慰，离死也就不远。这也可以看出，精神的死灭大抵总是先于肉体的死亡的。精神上的崩溃比生理上的病痛，对生命的摧残，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懦弱的知识分子总是跟肺痨分不开。也许因为懦弱，所以肺气不足；也许因为肺气不足，所以懦弱。生理上的底气不足与精神上的颓丧孱弱相互作用，让他再也走不回积极昂扬的那条路上去。

树生的信里说：“你以前并不是这种软弱的人！”结婚以前，想必汪文宣也是意气风发的。只是，十四年来，妻子与母亲一直水火不容。夹在母亲与妻子的口诘中，改变了太多太多。

他认识“将来”，“将来”象一张凶恶的鬼脸，有着两排可怕的白牙。

汪文宣笼罩在母亲的阴影中，妻子树生对他而言是一缕光。但是这缕光远走兰州。虽然树生爱着文宣，但想起汪母之蛮缠，她还是希望争得自己的独立。树生寄来的那封长信叙尽了委曲心事，却也把文宣打垮了。以树生的处境而论，她的这番表白也无可厚非。只是，文宣已受不了这样的刺激。而后钟老病死，则带走了环境中最后一丝温情。

看不出他做了些什么。看不出他们做了些什么。母亲无非是洗衣做饭缝衣，儿子无非是埋头读书，妻子无非是工作和应酬。他，他无非是工作和生病，他无非是拖着病体上了无可奈何的班。就这样普通的生活，却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也许所有人的生活也都一样，并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普普通通。普通的生活，却又有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

他生活的圈子是何等的窄小。从内部，他无法生出新的力量；而外部，他与外部的联系又是断绝的。除了一个钟老。但是钟老也死了。

开始的时候，他还寄托于一个“抗战的胜利”，但胜利之时，反而是他的死期。

抗战胜利，树生回到旧居，面对的，只是物是人非的遗憾。

儿子小宣只有十三四岁，却已经跟他一样老迈。新的一代勾起的不是希望，而是沉闷的无言的悲伤。

老的一辈无所依靠，幼的一辈无可指望。年轻力壮的一辈已经被琐碎耗尽心力。

大而言之，母亲代表的是这个国家，代表的是孕育他的文化。一方面，这种联系因为血缘性而无法摆脱；另一方面，国家与文化创造了他的精神实体，所以他必须服从。母亲很希望他能有一条生路，但母亲的控制却让他失去了自谋生路的机会。母亲给了他生命，但母亲却在扼杀着他的生命力。

母亲不可违背，这是一个大前提。有了这个大前提，悲剧也就无可避免。史载吕后不道，惠帝身忧心惶，终日以酒色为遣。司马光评价惠帝未尽人子人君之责，“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倘若司马光摊上吕后这样一个母亲，司马光又当如何“号泣”？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

——树生劝文宣养病，文宣这样回答。

作为读书人，他实在无力撑起生活的重担。但“良心没有丧尽”，又使他无法打破这沉闷的生活。母亲与妻子都在逼迫他选择，可是他谁也不选择，谁也不放弃。他努力地争取，但似乎是在努力地放弃。

知识就是力量，可是这个知识分子却没有力量。他所处的，是一个巨大的负的能量场。妻子偶尔可以给他安慰，给他传递正能量。但是妻子却在慢慢远离他。

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在他身上得不到半点体现。天下是这样乱，国家是破碎的国家，家是永远纷争不断，身心是疲惫不堪。

在家国纷纷扰扰的环境中，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都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可是他连这样的梦想也不曾有。

汪文宣校对某领导人的书稿，虽然反感，却只能完成工作。书稿中充满冠冕堂皇的歌功颂德，这样的事实，不但在七十年前是如此，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如此。政治家唱着各种华美的调子，民众仍然生活于水深火热。

人生于世，家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如此紧迫地需要解决。而无论是坚强如树生者还是懦弱如文宣者，又有谁能真正解决呢？又有谁能真正超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