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窑子的说说 说说古代的“打板子”

说说古代的“打板子”

“打板子”是古代的一种刑罚，施与的对象主要是犯有较轻罪行的人。所谓打板子就是用细竹板或荆条打屁股。“打板子”大致有两个目的，一是让罪犯尝受皮肉之苦，算是对他所犯罪行的惩罚。二是用板子打屁股以羞耻其心，警示他犯罪耻辱，要好好长记性，勿得再犯。

“打板子”是民间的口语俗称，法律文本术语称作“笞杖刑”。笞杖之刑入律始自汉代，至清朝末期废止，在中国法律制度中存在了两千馀年。

笞杖进入“五刑”

中国律例自古有“五刑”之制，即五种刑罚种类。西汉之前的五刑与隋唐后的五刑内容不同。周秦时期的五刑为：墨（黥）、劓、刖（剕）、宫、大辟（死刑）；秦汉时期的五刑是：黥（

qing

）、劓（

yi

）、刖（

yue

）、枭首、菹其骨肉（将人剁碎）；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刑：鞭、杖、徒、流、死；隋唐以后的五刑：笞、杖、徒、流、死。现在的五刑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刑”在法律上称作主刑，另外还有赎金等附加刑与之并存。

先秦五刑中的墨、劓、刖、宫都属于“肉刑”。所谓肉刑就是残割人的肢体。墨刑是在罪犯面额上刺字，染以黑色为标志。劓刑是割掉鼻子。刖刑是砍掉脚趾，又叫“刖足”。宫刑是残割生殖机能，男人去势，女人幽闭。又叫腐刑。

笞杖二刑入律肇始西汉文帝刘恒。《汉书.刑法志》载有这段故事：汉文帝十三年（前166），齐太仓令淳于公获罪当刑，皇帝诏谕把他押解长安候审。淳于公没有儿子，只五个女儿。解押将起行时淳于公自言道：“生子不生男，生子有何用？”他的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悲伤而泣，打起行装陪父亲一并来到长安。缇萦到长安就给文帝刘恒上了道书奏，写道：“我父亲为官吏，齐地百姓都称他廉洁。今天他犯罪当刑，若死则不可复生，若残则不再健全。即便想改过自新，却也没有了机会。我愿意入宫作奴婢，替父亲赎罪，让他能自新。”

刘恒看了缇萦的书奏，怜悲其父女深情，遂下令说：“上古有虞氏时，只让罪犯穿上奇装异服来代替死刑，百姓便知耻守法。今天虽有肉刑，却犯罪不止，根源何在？实为教化不明，我深感惭愧。今人犯罪，不经施教就加以刑罚。有的人本想改过自新，却没有了机会。现在的刑罚断肢体刻肌肤，令人终身不能复生，怎好意思说为民父母？我下令废除肉刑，改易其他刑罚。”

文帝刘恒诏谕颁下，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遂修改律例并上奏：“当劓刑者，改笞三百；当刖刑者，改笞五百。”皇帝照准，肉刑遂渐进废止，笞刑自此入律。当时笞杖未分，只有笞刑。东汉时期，杖刑单列出来，一度还有“鞭杖”。南北朝时杖刑正式入律，成为“五刑”之一。隋唐以后，笞、杖、徒、流、死五刑正式确定。

历代“板子”的规格

笞与杖的材质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尺寸大小。汉文帝之后的景帝时期，丞相刘舍主持制定“笞”的规格是：笞为竹质，长五尺（汉代一尺约22厘米，五尺约1.1米左右），大头儿一寸，小头儿半寸，竹节儿须削平。被判令笞刑者以臀受，即打屁股。行笞刑时须一人完成始终，中途不得换人。

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笞刑一度为鞭刑取代。“鞭”系皮制，分生皮子与熟皮子两种。笞杖二刑由此变为鞭杖二刑。因“笞”较细，笞刑本身就接近“抽打”。

唐代开国勋臣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中解释杖刑说：“《孔子家语》记载古代先王舜侍奉父亲时，父亲拿小杖打他，他就受着。拿大杖打他，他就跑（笔者按：这实际是一种孝），《国语》有‘薄刑用鞭扑’，《尚书》有‘鞭作官刑’等说法，这就是杖刑的渊源。汉代笞刑用竹，今天则用楚（笔者按：楚就是荆条）。”

唐代“笞”的规格为：大头儿二分，小头儿一分半，长三尺五寸。“杖”的规格为：大头儿二分七厘，小头儿一分七厘，长三尺五寸。材质为荆条。

宋代“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儿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儿径不得过九分。笞刑通用行杖。

元代笞杖二刑以数量划分，七至五十七为笞刑，六十七至一百零七叫杖刑。笞、杖规格与宋代大体一致。

明代“笞”以小荆条制成，大头儿径二分七厘，小头儿径一分七厘，长三尺五寸。“杖”以大荆条制成，大头儿径三分二厘，小头儿径二分二厘，长三尺五寸。笞杖所用荆条均须消去荆节，统一用刑部颁发的模板校勘，且荆条上不许沾有铁钉等异物。

清代笞杖改用竹板。“笞”用小竹板，大头儿阔一寸五分，小头儿阔一寸，重不过一斤半。“杖”用大竹板，大头儿阔二寸，小头儿阔一寸五分，重不过二斤。笞杖均五尺五寸长。笞杖刑具一律用刑部颁发的模具校勘，并不得有竹节儿铁钉等异物。

慎刑慎杀与折杖制

笞杖二刑针对轻罪而设。行刑者手执小头儿用大头儿打犯人屁股。之所以规定“臀受”，是因其有小过错，而法律又须予惩处，便打屁股以耻其心并令其引以为戒。中国历代各朝对笞杖二刑的实施均秉持能少则少的司法原则。恤刑慎杀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此为古圣贤之“王道”。孔夫子主张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深得君心民心。儒家思想贯彻于立法司法，就是“德主刑辅”慎刑慎杀。西汉景帝刘启曾下诏说：“增加笞刑数与死刑无异，即便犯人侥幸没被打死，其生活也不能自理。定律：笞五百改三百，笞三百改二百。”不久刘启又说：“有的已被打死，而笞数尚未满，朕甚怜之。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制定笞令是为了教化，而不是把人打死。”（参《汉书.刑法志》）

折杖制度是古代各朝的通例。所谓折杖就是对所判令的笞杖数量在实际执行时予以打折。或八折或五折或四折，各朝不等。折杖就是慎刑。按现在话讲，刑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根本是教化人心，使其知耻向善不为恶。即所谓惩戒并行，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减少杜绝犯罪。慎刑慎杀当是人类文明体现。

唐太宗李世民说：“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太宗时审决死刑，虽已下令执行，他仍要求复奏三次。不久，太宗觉得三次复奏仍存弊病，又说：“虽然三次复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深思。自今以后，应二日之内复奏五次。”他说的两天内复奏五次，即执行死刑前一日、二日各复奏一次，执行当日须复奏三次。五复奏实行以后，“全活者甚众”（《旧唐书.刑法志》）

宋代元祐元年（1086），全国判决大辟（死刑）犯二百六十四人，最终执行死刑者只二十五人，不及十分之一。（参见《宋史.刑法志》）

明永乐二年（1404）始行“热审”制。所谓热审即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一般是六月初至九月初），除重罪外，笞杖等轻罪暂且候审或减等宽免。这是考虑夏季天气炎热，笞杖受刑伤口难以愈合，徒给罪犯增加不应有的痛苦。对于必须判予刑罚的案件，待秋季天凉后再做审决。谓之“秋审”。

清初，沿用明代“热审”旧制。顺治十三年（1656），世祖谕旨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案件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康熙十年（1671），再次颁定“热审”制。乾隆以后热审，笞杖二刑能免则免。凡是必须于热审期审理的重罪案件，讯问人犯时不得打板子，以掌嘴、跪链等代替。

清圣祖康熙对笞杖二刑专门定下了“四折除零”原则。即一律对所判笞杖数额打四折，再于逢五逢十除去零头。比如《大清律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四折是三十二，零头为二不够五，除去，实际执行仅三十下。再如“凡失火烧自己房屋者，笞四十”，四折是十六，零头六不足十，除去一下，实际杖十五下。

“讯杖”是刑讯不是刑罚

笞杖二刑与徒刑、流刑、死刑一样是刑罚种类，即指官府依据律文所判决的惩罚措施。臀受笞杖本身就是服刑，打完即为刑满。值得注意的是，常人总把刑罚笞杖与审案时的“讯杖”相混淆。所谓讯杖是指对嫌疑人犯施行的刑讯措施，目的是为了获得人犯亲口供述。“讯杖”虽然也是打板子，但它是在审讯阶段，笞杖二刑是在服刑阶段，二者性质完全不同。“讯杖”类似于现代仍未消失的刑讯逼供，即对未决人犯施以暴力或变相暴力以获取口供。明清两朝对于“讯杖”均做了明确规定。

《大明律》对“讯杖”规定了如下条件：1、其犯重罪。2、赃证明白俱在，人犯不服招承。3、明文立案，依法拷讯。4、臀腿受杖。讯杖的板子大于杖刑之杖，规格为：大头儿径四分五厘，小头儿径三分五厘，长三尺五寸。讯杖明显重于杖刑，目的在于惩罚拒不认罪者。若赃证不是确凿充分且非重罪，则不得“讯杖”。《大明律》强调犯罪证据确凿，人犯不认重罪才可以讯杖，是防止屈打成招之冤案出现。

另外，明代的打板子还有“廷杖”一项。廷杖系皇帝惩处官员的一种酷刑，杖责朝臣于殿阶下，甚者有当廷杖死。廷杖只对官不对民，类似于“家法”，属于法外刑。《明史.刑法志》说，始创自明代而不遵古制者有廷杖、东西厂、锦衣卫等。廷杖与厂卫制度惟明代特有，在中国古代律例典章中不具有普遍性。廷杖以“家法”代替国法，法外施刑，有违法律的同一平等原则，本人以为十分不可取。

原作者：民为贵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