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的正妻 杨勇的两个朋友圈——对隋代废太子案的考察

本站作者 2024-05-09 08:25:00

杨勇的正妻

隋文帝开皇年间废太子杨勇,立晋王杨广为太子,是隋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韩国磐先生认为“是隋代由盛而衰的一大关键”。本文尝试考察杨勇对朋友的选择以及朋友对杨勇的影响,探讨废太子案中的个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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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朋友圈:以刘大臻、明克让为例

据《隋书·文帝纪》,开皇元年(581)二月,杨坚初即位时,就立嫡长子勇为太子,至开皇二十年十月被废,次年改元仁寿。杨勇任太子近二十年,几乎与开皇一朝相始终。如果据《隋书·百官志下》载隋代太子宫官的官名及定额,再考虑到杨勇作为太子的时长,这必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这些人是臣僚、是下属,他们有为太子服务的义务,却未必与太子亲近,其中能被太子认可为朋友的也不多。《隋书·房陵王勇传》:

引明克让、姚察、陆开明等为之宾友。

同书《刘行本传》:

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太子所亲。

综合两段引文可知刘臻、明克让、陆爽、姚察四人为杨勇所亲近,被认为是宾友,而亲近之由就是文学。以文学见赏于杨勇的当然不止这四人,史传只是举例以概其余,却由此可见他们在太子宾友中的重要性与代表性。这四人或为南朝人,或虽是北朝人,却与南朝文学都有密切关系。

《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刘臻,《隋书》卷七六有传,新出《大隋故仪同三司饶阳县开国伯刘府君墓志》则更为详细地记载了他一生的经历。据志文,他本名应是刘大臻。据史传的记载,刘大臻与杨勇的关系似乎特别亲近,《隋书·文学·刘臻传》:

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亵狎之。

同书《柳机传附柳肃传》:

大业中,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之状,达云:“柳肃在宫,大见疏斥。”帝问其故,答曰:“学士刘臻,尝进章仇太翼于宫中,为巫蛊事。肃知而谏曰:‘殿下帝之冢子,位当储贰,诫在不孝,无患见疑。刘臻书生,鼓摇唇舌,适足以相诳误,愿殿下勿纳之。’庶人不怿,他日谓臻曰:‘汝何故漏泄,使柳肃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后言皆不用。”

巫蛊秘事,刘大臻能参与其中,显然已经超越了太子宫官匡正得失的范畴,进入了太子的私人世界。巫蛊在历代都是宫廷最为忌讳之事,隋代也不例外。

章仇太翼是当时著名的占卜师,《隋书·经籍志》记有他写的《风角》七卷和《风角要候》一卷。据本传,“皇太子勇闻而召之”,居中联络者就是刘大臻。《隋书·房陵王勇传》载文帝废太子诏中就提到了“瀛州民章仇太翼”,同书《艺术·卢太翼传》:

及太子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

章仇太翼之才也就是占卜之才,刘大臻之所以能进章仇氏给杨勇,正如柳肃所说,是因为杨勇此时“有疑”,所疑者自然是他太子的地位是否稳固。占卜得吉固然皆大欢喜,如果占卜不吉,势必要禳灾祈福,这就很有可能事涉诡道。柳肃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规劝太子修仁孝之道,不要被他人误导。柳肃既然能知道此事,文帝恐怕也知道,所以开皇十八年的诏书很有可能也带有警告杨勇的意味。

刘大臻能为宇文护制军书羽檄,为高颎典文翰,正是因为他“耽悦经史,终日覃思”的才学决定的。他能以一个亡国的南朝人在北周、隋都获得赏识,靠的也是才学。

正如唐长孺先生指出的那样,当时北方的贵族间弥漫着师法南朝文学的风气,虽然隋文帝崇尚吏治,但他的儿子杨勇却非常喜好文学。

既然当时文学的主流在南不在北,北方文人师法的都是南朝的文风,那么“耽悦经史”的南朝文人刘大臻自然也会得到杨勇的喜爱,而绝不仅仅是出于“礼尊”的目的。杨勇为其墓志撰写的铭文说:

邓骘汉崇,张华晋擢,郁此齐镳,宠加文学。方凭献替,以寄心期,奄然风烛,凄悼增悲。

就明白指出刘大臻虽然德比前贤,但真正使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却是文学。

明克让是经学世家,他的祖父明僧绍、父亲明山宾都是南朝著名的礼学家。明氏家族并不是跟随司马睿南渡的,但“明氏南度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为刺史者六人”,在晚渡士人中算是个例外。究其原因,世代传经,即所谓“传家业”大概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南朝文学发达,习经之士以兼通文史而见推重”,所以无论是否经学世家,经、文、史三者兼通才是为人所重的关键。因此,明克让这种经学世家并不妨碍其文学的出众。《隋书·明克让传》:

著《孝经义疏》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名僧记》一卷,集二十卷。

大概除了《孝经义疏》一部以外,其他都是文学、史学类的作品。《周书·明帝纪》:

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

《周书》

在麟趾殿充当学士的首要条件是“有文学”,明克让入周之初就入选,也说明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这也正是杨勇的爱好。《隋书·明克让传》:

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辄以赐之。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

《明克让志》:

且明两毓德,东朝多才……以君博识,用掌书坊。于是湘素致充,恭承匪懈。

志、传对照,可知传文并非虚言。“明两”即指杨勇,“东朝多才”也就是“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明克让以其“博识”即“博物洽闻”获得了太子的尊重,这种博识也必然是经学、文学、史学兼修而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为人所知。

不仅刘大臻、明克让是如此,姚察、陆爽等也以文学为杨勇所赏,唐长孺先生对此已有论证。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隋故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安平李孝公墓志铭》:

太子洗马河南陆开明,博物高才,誉重当世。(李)德林愿其叙述,敬托为铭,罔极之心,冀传万古。

德林世子百药,太子舍人。

李孝公即李敬族,他是李德林的父亲,李百药的祖父。陆开明即陆爽,他是齐亡以后与李德林等十余人一起入关的,都是北齐最著名的文人。李德林托陆爽为父撰写墓志铭,可见两人兴趣相投,文学相赏。

李百药的文学才能极高,甚至因此招人妒忌,他两次被杨勇召为东宫学士,可见杨勇对于文学的喜爱。

李百药画像

因此,杨勇以文学好尚为择友标准之一,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隋书·刘行本传》:

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太子所亲。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谓三人曰:“卿等正解读书耳。”

上引柳肃传文也说肃称刘大臻为“书生”,刘行本更是直斥三人仅“解读书”而已。这里没有提到姚察,是因为姚察不曾担任过太子宫官,刘、明、陆三人虽为宫官,却不能“调护”,仅是纸上谈兵,或是以巫蛊占卜等左道侍奉太子,因此受到刘行本的指责。

这些文人是以文学才能成为杨勇的朋友,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批人也聚集在杨勇周围,他们也是太子的朋友,《隋书》中常称之为“弄臣”“幸臣”,总之是一些“小人”,他们是杨勇被废的重要原因。

2

小人朋友圈的真伪:以废太子诏为中心

《隋书·房陵王勇传》记载了一份诏书,里面详细开列了因废太子而受牵连的人员以及他们的罪名,现征引人名如下:

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最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则……太子家令邹文腾……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典膳监元淹……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凡此七人,为害乃甚,并处斩,妻妾子孙皆悉没官。车骑将军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可并特免死,各决杖一百,身及妻子资财田宅,悉可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并处尽。

这份诏书里记载的毫无疑问都是与太子被废有关的相关人员,或者说文帝想要表达的以及让天下后世知晓的直接责任人,就是他们使太子堕落。这份名单按可以是否太子宫官分成两部分。薛道衡宣废杨勇诏曰:

(皇太子勇)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愆衅,难以具纪。

上引诏书涉及到的太子宫官有唐令则、邹文腾、夏侯福、元淹、阎毗、晋文建六人,也就是所谓的“小人”。刘行本就曾责备唐令则不能“匡太子以正道”,更是直斥夏侯福为“弄臣”。《资治通鉴·隋纪三·文帝开皇二十年》载:

及勇废,上召东宫官属切责之,皆惶惧无敢对者。(李)纲独曰:“……太子性本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向使陛下择正人辅之,足以嗣守鸿基。今乃以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鹰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

《资治通鉴》(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太子宫官当然是太子平时接触的最多的人员,他们有辅佐太子的职责,所以是文帝问罪的直接对象。杨勇周围都是些“以弦歌鹰犬娱悦”的宫官,都不是“正人”。但是这些人却是杨勇的朋友,因为他们能满足杨勇吃喝玩乐的爱好。《隋书·阎毗传》:

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琱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由是甚见亲待,每称之于上。寻拜车骑,宿卫东宫。……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及太子废,毗坐杖一百,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

阎毗也是以技艺取悦于东宫,与唐令则等人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小人”。既然他“甚见亲待”,自然也是杨勇的朋友。

正如李纲所说,太子杨勇是中人之资,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关键是看他的周围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与什么人为友。《旧唐书·许敬宗传》:

先是,庶人承乾废黜,宫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窃见废宫官僚,五品以上,除名弃斥,颇历岁时。……历观往代,此类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义。杨勇之废,罪止加于佞人,李纲之徒,皆不预于刑网。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称为美谈。”

杨勇所交,都是“佞人”,李纲等正臣从来都不是杨勇信任的对象,他们虽不预于刑网,却也无力挽回太子被废的局面。

李纲画像

诏书里提到的另一批人则是以左卫大将军元旻为“魁首”的非太子宫官群。这批所谓的奸佞小人是否都是杨勇的朋友却很有疑问。萧子宝“进画奸谋”,何竦“志图祸乱”,两人并处斩。崔君绰、沈福宝事迹不详,章仇太翼事已见前。高龙义和元衡的罪名是:

副将作大匠高龙义,豫追番丁,辄配东宫使役,营造亭舍,进入春坊。……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给,虚破丁功,擅割园地。

高龙义和元衡都被处自尽,这样的定罪似乎太重了。这里不妨对照一下《唐律》,其中“贷所监临财物”“役使所监临”“兴造不言上待报”“非法兴造”“私使丁夫杂匠”等条的规定,并没有严重到要判死刑的地步。况且他们的违法行为,应该是受到了太子的命令,主从有别,似乎也罪不至死。两人被判自尽,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文帝朝法律严苛,“尚惨急”;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废太子这件事上,文帝主意已定,是非由爱憎所致。除了这份问罪诏书,这些人与太子是否有私人往来,我们无从判断。而作为“魁首”的元旻,死得就更冤枉。《隋书·元胄传》:

房陵王之废也,冑豫其谋。上正穷治东宫事,左卫大将军元旻苦谏,杨素乃谮之。上大怒,执旻于仗。冑时当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为防元旻耳。”复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诛旻,赐冑帛千匹。

同书《房陵王勇传》: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谏曰……旻辞直争强,声色俱厉,上不答。……居数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卫元旻身备宿卫,常曲事于勇,情存附托。在仁寿宫,裴弘将勇书于朝堂与旻,题封云勿令人见。高祖曰:“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怪之甚久,岂非此徒耶?”遣武士执旻及弘付法治其罪。

《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本)

元旻是由于苦谏废立激怒了文帝,杨素谄于前,元胄陷于后,最终被杀。所谓泄漏文帝在仁寿宫事,明显是有司承杨素之意编造出来的。从现有史料上来看,元旻是否与杨勇有私人的往来,是否附托于勇都大有可疑,他只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朋友而已。

杨勇的罪行,最多也就是近小人、远君子,要是说他有什么无君无父、犯上作乱之心,实在也没什么证据。左卫大将军元旻与杨勇的勾结,意指太子有谋逆之心,大概也是事后编造,疑窦重重。怎样让天下后世都相信太子确有重罪,而且是罪有应得,这的确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

3

朋友的出卖:姬威的证词

《隋书·房陵王勇传》:

晋王又令段达私于东宫幸臣姬威,遗以财货,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杨素。于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段达胁姬威曰:“东宫罪过,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则大富贵。”威遂许诺。

姬威是东宫的“幸臣”,当然是杨勇的朋友,如果按照废太子诏的定义,他也属于“小人”。他在段达的威逼利诱之下,答应出卖太子的信息以换取日后的“大富贵”。

关于姬威生平,传世文献如《隋书》仅见于杨勇本传,《北史》《通鉴》等全同,幸有墓志出土,使我们对他的生平有了一定的了解。据《隋金紫光禄大夫备身将军司农卿敦煌太守汾源良公姬君铭》:

公讳威,字永兴,河南洛阳人也。……大象元年,授右内侍。洎皇猷既建,霸府新开,乃授仪同三司、领丞相府右帐内。大定元年,进授开府仪同三司,领右帐内如故。开皇元年,授太子内率,其年九月,又授太子左内率。二年八月,封岢岚县开国侯,食邑五百户。十二年八月,以相府长上诏授开府仪同三司。十三年又授太子右卫率。仁寿二年正月又授右备身将军。

志文称姬威是河南洛阳人,大概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重新著的籍。他是北周姬源的弟弟,对于这支的籍贯以及世系的考订,岑仲勉、王仲荦两位先生已有考论。另据《疏证》,姬威生于西魏文帝大统十五年(549),那么他开皇元年(581)授太子内率时年三十二岁。可能到了当年九月,太子内率才分左右,所以又授太子左内率。据《隋书·百官志下》,太子左内率正四品上,仅次于太子三师三少,与太子卫率、宗卫率、太子左庶子平级,是太子府内的高级将领。姬威三十二岁就做到这个官职,可能与他曾在北周末年杨坚的霸府里任职有关,所以在开皇十二年才会以北周末年相府长上的身份,获授开府仪同三司的散实官。

隋文帝画像

姬威从开皇元年太子府建立时就出任内率了,大概到开皇二十年杨勇被废,一直在太子府任职。他是杨勇的幸臣,甚至可能是密友,大概当时朝廷中人都知道两者的关系,所以段达才会想办法对他进行胁迫。朝廷内外关于太子行事的流言,也正是姬威泄漏给杨素的。

在废立太子这件事上,文帝是主意已定,杨素是推波助澜。《隋书·房陵王勇传》:

(开皇二十年)九月壬子,车驾至自仁寿宫……高祖既数闻谗谮,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问,冀闻太子之愆。……令杨素陈东宫事状,以告近臣。……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谏曰……旻辞直争强,声色俱厉,上不答。是时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谓威曰:“太子事迹,宜皆尽言。”……于是勇及诸子皆被禁锢,部分收其党与。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勇由是遂败。

杨素画像

元旻是左卫大将军,也就是“近臣”,杨素所陈东宫事状,看来并不能服众,文帝也只能以沉默对抗元旻的谏诤,从而表明自己的态度。姬威的出现与控告打破了这一僵局,他的证词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如果看看《房陵王勇传》所载姬威的证词,其实与此前杨素告近臣的证词一样,无非是论证太子早有不臣之心。重要的是,证人的身份不同。杨素是外臣,他在开皇朝根本没有当过一天太子宫官,所说即使有据,也不免令人生疑。姬威却完全不同,他从本朝建立就一直在太子府任职,与太子的亲密关系也是人尽皆知。他是亲见亲闻亲历者,他的证词对太子来说才是最具有杀伤力。所以,在姬威陈说之后,史载“勇及诸子皆被禁锢”,杨勇被废已成定局。

4

余论

《隋书·房陵王勇传》:

时高祖令选宗卫侍官,以入上台宿卫。高颎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高祖作色曰……盖疑高颎男尚勇女,形于此言,以防之也。

文帝选东宫的宗卫侍官以为己之宿卫,显然已不信任太子,意指东宫宿卫兵强,或有兵变弑君之嫌,如刘劭弑刘义隆之比。本段史料尚有一事需注意,即高颎与杨勇为儿女亲家,文帝既疑勇,必不能不疑颎。勇既被君父猜疑,复失爱于母后,《隋书·房陵王勇传》:

勇多内宠,昭训云氏,尤称嬖幸,礼匹于嫡。勇妃元氏无宠,尝遇心疾,二日而薨。献皇后意有他故,甚责望勇。

文献皇后于夫妇之义督责文帝甚严,复以此道强求诸子。太子失爱于亲母,与此大有关联。《隋书·高颎传》:

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意。谓颎曰:“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颎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上默然而止。

同书《文献独孤皇后传》:

时皇太子多内宠,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爱妾云氏害之。由是讽上黜高颎,竟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

高颎画像

后必欲上黜高颎,为何?因高颎为尚书左仆射,总统朝政之故。文帝有废立之意,明知高颎与杨勇为亲家,而不得不谋于高颎者,也是这个原因。文帝当然可以不顾众臣反对,强行废换太子,但他并不想这么做,他很希望获得百官特别是尚书省最高长官的支持,当他从高颎那里得不到这种支持时,他就不能不罢免高颎。所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文帝借王世积案中泄露宫禁中事免颎官,高颎本传说“上欲成颎之罪”,可谓道出了其中真相。高颎之被罢免,虽有各种原因,如文帝的猜疑,臣僚的不满,但是否废太子一个重要的因素,而高颎本身担任尚书左仆射使他不能不被卷入这件事的核心。《隋书·高颎苏威传》史臣曰:

属高祖将废储宫,由忠信而得罪;逮炀帝方逞浮侈,以忤时而受戮。若使遂无猜衅,克终厥美,虽未可参纵稷、契,足以方驾萧、曹。继之实难,惜矣!

唐人就很明白地指出高颎在文帝朝的得罪,废太子案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开皇十九年八月,尚书左仆射高颎免,时任右仆射的杨素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他本来就是废立太子的幕后推手,此时再无阻拦文帝的障碍了。

《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杨勇既受文帝的猜忌,复失爱于母后,外有百官之首的杨素积极赞成,内有宫官近臣姬威的告密,废立一事,再无疑义。

在探讨了杨勇的两个朋友圈之后,再来看《房陵王勇传》的一段史料:

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

因为杨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所以他将南北双方精通文学之人聚在身边,这些人是“书生”“解读书”,虽然无用,却也无害。杨勇是“宽仁和厚”的,即使他知道刘大臻将双方的对话泄露给柳肃,造成柳肃的面折廷争,他也没有将刘氏逐出东宫,反而在刘氏死后,亲自撰写了墓志的铭文。杨勇也是“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的,所以他会干犯文帝禁令,召术士入宫占卜吉凶,也会宠信昭训云氏,全然不顾母后的愤怒。杨勇有文学的朋友圈,也有小人的朋友圈,文学满足他精神上的享受,小人满足他物质上的追求,这本来也是人之常情。《北齐书·文苑传》序:

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

如果撇开两人成败不论,就会发现杨勇与北齐后主竟是如此地相似。这种相似性的背后,除了个人的心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环境的影响,具体到人,也就是朋友圈是怎样构成的。

(本文选自《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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