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的正妻 杨勇的两个朋友圈——对隋代废太子案的考察

隋文帝开皇年间废太子杨勇，立晋王杨广为太子，是隋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韩国磐先生认为“是隋代由盛而衰的一大关键”。本文尝试考察杨勇对朋友的选择以及朋友对杨勇的影响，探讨废太子案中的个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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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朋友圈：以刘大臻、明克让为例

据《隋书·文帝纪》，开皇元年（581）二月，杨坚初即位时，就立嫡长子勇为太子，至开皇二十年十月被废，次年改元仁寿。杨勇任太子近二十年，几乎与开皇一朝相始终。如果据《隋书·百官志下》载隋代太子宫官的官名及定额，再考虑到杨勇作为太子的时长，这必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这些人是臣僚、是下属，他们有为太子服务的义务，却未必与太子亲近，其中能被太子认可为朋友的也不多。《隋书·房陵王勇传》：

引明克让、姚察、陆开明等为之宾友。

同书《刘行本传》：

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太子所亲。

综合两段引文可知刘臻、明克让、陆爽、姚察四人为杨勇所亲近，被认为是宾友，而亲近之由就是文学。以文学见赏于杨勇的当然不止这四人，史传只是举例以概其余，却由此可见他们在太子宾友中的重要性与代表性。这四人或为南朝人，或虽是北朝人，却与南朝文学都有密切关系。

《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刘臻，《隋书》卷七六有传，新出《大隋故仪同三司饶阳县开国伯刘府君墓志》则更为详细地记载了他一生的经历。据志文，他本名应是刘大臻。据史传的记载，刘大臻与杨勇的关系似乎特别亲近，《隋书·文学·刘臻传》：

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亵狎之。

同书《柳机传附柳肃传》：

大业中，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之状，达云：“柳肃在宫，大见疏斥。”帝问其故，答曰：“学士刘臻，尝进章仇太翼于宫中，为巫蛊事。肃知而谏曰：‘殿下帝之冢子，位当储贰，诫在不孝，无患见疑。刘臻书生，鼓摇唇舌，适足以相诳误，愿殿下勿纳之。’庶人不怿，他日谓臻曰：‘汝何故漏泄，使柳肃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后言皆不用。”

巫蛊秘事，刘大臻能参与其中，显然已经超越了太子宫官匡正得失的范畴，进入了太子的私人世界。巫蛊在历代都是宫廷最为忌讳之事，隋代也不例外。

章仇太翼是当时著名的占卜师，《隋书·经籍志》记有他写的《风角》七卷和《风角要候》一卷。据本传，“皇太子勇闻而召之”，居中联络者就是刘大臻。《隋书·房陵王勇传》载文帝废太子诏中就提到了“瀛州民章仇太翼”，同书《艺术·卢太翼传》：

及太子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

章仇太翼之才也就是占卜之才，刘大臻之所以能进章仇氏给杨勇，正如柳肃所说，是因为杨勇此时“有疑”，所疑者自然是他太子的地位是否稳固。占卜得吉固然皆大欢喜，如果占卜不吉，势必要禳灾祈福，这就很有可能事涉诡道。柳肃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规劝太子修仁孝之道，不要被他人误导。柳肃既然能知道此事，文帝恐怕也知道，所以开皇十八年的诏书很有可能也带有警告杨勇的意味。

刘大臻能为宇文护制军书羽檄，为高颎典文翰，正是因为他“耽悦经史，终日覃思”的才学决定的。他能以一个亡国的南朝人在北周、隋都获得赏识，靠的也是才学。

正如唐长孺先生指出的那样，当时北方的贵族间弥漫着师法南朝文学的风气，虽然隋文帝崇尚吏治，但他的儿子杨勇却非常喜好文学。

既然当时文学的主流在南不在北，北方文人师法的都是南朝的文风，那么“耽悦经史”的南朝文人刘大臻自然也会得到杨勇的喜爱，而绝不仅仅是出于“礼尊”的目的。杨勇为其墓志撰写的铭文说：

邓骘汉崇，张华晋擢，郁此齐镳，宠加文学。方凭献替，以寄心期，奄然风烛，凄悼增悲。

就明白指出刘大臻虽然德比前贤，但真正使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却是文学。

明克让是经学世家，他的祖父明僧绍、父亲明山宾都是南朝著名的礼学家。明氏家族并不是跟随司马睿南渡的，但“明氏南度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为刺史者六人”，在晚渡士人中算是个例外。究其原因，世代传经，即所谓“传家业”大概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南朝文学发达，习经之士以兼通文史而见推重”，所以无论是否经学世家，经、文、史三者兼通才是为人所重的关键。因此，明克让这种经学世家并不妨碍其文学的出众。《隋书·明克让传》：

著《孝经义疏》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名僧记》一卷，集二十卷。

大概除了《孝经义疏》一部以外，其他都是文学、史学类的作品。《周书·明帝纪》：

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

《周书》

在麟趾殿充当学士的首要条件是“有文学”，明克让入周之初就入选，也说明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这也正是杨勇的爱好。《隋书·明克让传》：

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辄以赐之。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

《明克让志》：

且明两毓德，东朝多才……以君博识，用掌书坊。于是湘素致充，恭承匪懈。

志、传对照，可知传文并非虚言。“明两”即指杨勇，“东朝多才”也就是“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明克让以其“博识”即“博物洽闻”获得了太子的尊重，这种博识也必然是经学、文学、史学兼修而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为人所知。

不仅刘大臻、明克让是如此，姚察、陆爽等也以文学为杨勇所赏，唐长孺先生对此已有论证。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隋故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安平李孝公墓志铭》：

太子洗马河南陆开明，博物高才，誉重当世。（李）德林愿其叙述，敬托为铭，罔极之心，冀传万古。

德林世子百药，太子舍人。

李孝公即李敬族，他是李德林的父亲，李百药的祖父。陆开明即陆爽，他是齐亡以后与李德林等十余人一起入关的，都是北齐最著名的文人。李德林托陆爽为父撰写墓志铭，可见两人兴趣相投，文学相赏。

李百药的文学才能极高，甚至因此招人妒忌，他两次被杨勇召为东宫学士，可见杨勇对于文学的喜爱。

李百药画像

因此，杨勇以文学好尚为择友标准之一，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隋书·刘行本传》：

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太子所亲。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谓三人曰：“卿等正解读书耳。”

上引柳肃传文也说肃称刘大臻为“书生”，刘行本更是直斥三人仅“解读书”而已。这里没有提到姚察，是因为姚察不曾担任过太子宫官，刘、明、陆三人虽为宫官，却不能“调护”，仅是纸上谈兵，或是以巫蛊占卜等左道侍奉太子，因此受到刘行本的指责。

这些文人是以文学才能成为杨勇的朋友，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批人也聚集在杨勇周围，他们也是太子的朋友，《隋书》中常称之为“弄臣”“幸臣”，总之是一些“小人”，他们是杨勇被废的重要原因。

2

小人朋友圈的真伪：以废太子诏为中心

《隋书·房陵王勇传》记载了一份诏书，里面详细开列了因废太子而受牵连的人员以及他们的罪名，现征引人名如下：

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最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则……太子家令邹文腾……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典膳监元淹……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凡此七人，为害乃甚，并处斩，妻妾子孙皆悉没官。车骑将军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可并特免死，各决杖一百，身及妻子资财田宅，悉可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并处尽。

这份诏书里记载的毫无疑问都是与太子被废有关的相关人员，或者说文帝想要表达的以及让天下后世知晓的直接责任人，就是他们使太子堕落。这份名单按可以是否太子宫官分成两部分。薛道衡宣废杨勇诏曰：

（皇太子勇）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愆衅，难以具纪。

上引诏书涉及到的太子宫官有唐令则、邹文腾、夏侯福、元淹、阎毗、晋文建六人，也就是所谓的“小人”。刘行本就曾责备唐令则不能“匡太子以正道”，更是直斥夏侯福为“弄臣”。《资治通鉴·隋纪三·文帝开皇二十年》载：

及勇废，上召东宫官属切责之，皆惶惧无敢对者。（李）纲独曰：“……太子性本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向使陛下择正人辅之，足以嗣守鸿基。今乃以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鹰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

《资治通鉴》（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太子宫官当然是太子平时接触的最多的人员，他们有辅佐太子的职责，所以是文帝问罪的直接对象。杨勇周围都是些“以弦歌鹰犬娱悦”的宫官，都不是“正人”。但是这些人却是杨勇的朋友，因为他们能满足杨勇吃喝玩乐的爱好。《隋书·阎毗传》：

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琱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由是甚见亲待，每称之于上。寻拜车骑，宿卫东宫。……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及太子废，毗坐杖一百，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

阎毗也是以技艺取悦于东宫，与唐令则等人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小人”。既然他“甚见亲待”，自然也是杨勇的朋友。

正如李纲所说，太子杨勇是中人之资，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关键是看他的周围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与什么人为友。《旧唐书·许敬宗传》：

先是，庶人承乾废黜，宫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窃见废宫官僚，五品以上，除名弃斥，颇历岁时。……历观往代，此类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义。杨勇之废，罪止加于佞人，李纲之徒，皆不预于刑网。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称为美谈。”

杨勇所交，都是“佞人”，李纲等正臣从来都不是杨勇信任的对象，他们虽不预于刑网，却也无力挽回太子被废的局面。

李纲画像

诏书里提到的另一批人则是以左卫大将军元旻为“魁首”的非太子宫官群。这批所谓的奸佞小人是否都是杨勇的朋友却很有疑问。萧子宝“进画奸谋”，何竦“志图祸乱”，两人并处斩。崔君绰、沈福宝事迹不详，章仇太翼事已见前。高龙义和元衡的罪名是：

副将作大匠高龙义，豫追番丁，辄配东宫使役，营造亭舍，进入春坊。……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给，虚破丁功，擅割园地。

高龙义和元衡都被处自尽，这样的定罪似乎太重了。这里不妨对照一下《唐律》，其中“贷所监临财物”“役使所监临”“兴造不言上待报”“非法兴造”“私使丁夫杂匠”等条的规定，并没有严重到要判死刑的地步。况且他们的违法行为，应该是受到了太子的命令，主从有别，似乎也罪不至死。两人被判自尽，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文帝朝法律严苛，“尚惨急”；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废太子这件事上，文帝主意已定，是非由爱憎所致。除了这份问罪诏书，这些人与太子是否有私人往来，我们无从判断。而作为“魁首”的元旻，死得就更冤枉。《隋书·元胄传》：

房陵王之废也，冑豫其谋。上正穷治东宫事，左卫大将军元旻苦谏，杨素乃谮之。上大怒，执旻于仗。冑时当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为防元旻耳。”复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诛旻，赐冑帛千匹。

同书《房陵王勇传》：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谏曰……旻辞直争强，声色俱厉，上不答。……居数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卫元旻身备宿卫，常曲事于勇，情存附托。在仁寿宫，裴弘将勇书于朝堂与旻，题封云勿令人见。高祖曰：“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怪之甚久，岂非此徒耶？”遣武士执旻及弘付法治其罪。

《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本）

元旻是由于苦谏废立激怒了文帝，杨素谄于前，元胄陷于后，最终被杀。所谓泄漏文帝在仁寿宫事，明显是有司承杨素之意编造出来的。从现有史料上来看，元旻是否与杨勇有私人的往来，是否附托于勇都大有可疑，他只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朋友而已。

杨勇的罪行，最多也就是近小人、远君子，要是说他有什么无君无父、犯上作乱之心，实在也没什么证据。左卫大将军元旻与杨勇的勾结，意指太子有谋逆之心，大概也是事后编造，疑窦重重。怎样让天下后世都相信太子确有重罪，而且是罪有应得，这的确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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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出卖：姬威的证词

《隋书·房陵王勇传》：

晋王又令段达私于东宫幸臣姬威，遗以财货，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杨素。于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段达胁姬威曰：“东宫罪过，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则大富贵。”威遂许诺。

姬威是东宫的“幸臣”，当然是杨勇的朋友，如果按照废太子诏的定义，他也属于“小人”。他在段达的威逼利诱之下，答应出卖太子的信息以换取日后的“大富贵”。

关于姬威生平，传世文献如《隋书》仅见于杨勇本传，《北史》《通鉴》等全同，幸有墓志出土，使我们对他的生平有了一定的了解。据《隋金紫光禄大夫备身将军司农卿敦煌太守汾源良公姬君铭》：

公讳威，字永兴，河南洛阳人也。……大象元年，授右内侍。洎皇猷既建，霸府新开，乃授仪同三司、领丞相府右帐内。大定元年，进授开府仪同三司，领右帐内如故。开皇元年，授太子内率，其年九月，又授太子左内率。二年八月，封岢岚县开国侯，食邑五百户。十二年八月，以相府长上诏授开府仪同三司。十三年又授太子右卫率。仁寿二年正月又授右备身将军。

志文称姬威是河南洛阳人，大概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重新著的籍。他是北周姬源的弟弟，对于这支的籍贯以及世系的考订，岑仲勉、王仲荦两位先生已有考论。另据《疏证》，姬威生于西魏文帝大统十五年（549），那么他开皇元年（581）授太子内率时年三十二岁。可能到了当年九月，太子内率才分左右，所以又授太子左内率。据《隋书·百官志下》，太子左内率正四品上，仅次于太子三师三少，与太子卫率、宗卫率、太子左庶子平级，是太子府内的高级将领。姬威三十二岁就做到这个官职，可能与他曾在北周末年杨坚的霸府里任职有关，所以在开皇十二年才会以北周末年相府长上的身份，获授开府仪同三司的散实官。

隋文帝画像

姬威从开皇元年太子府建立时就出任内率了，大概到开皇二十年杨勇被废，一直在太子府任职。他是杨勇的幸臣，甚至可能是密友，大概当时朝廷中人都知道两者的关系，所以段达才会想办法对他进行胁迫。朝廷内外关于太子行事的流言，也正是姬威泄漏给杨素的。

在废立太子这件事上，文帝是主意已定，杨素是推波助澜。《隋书·房陵王勇传》：

（开皇二十年）九月壬子，车驾至自仁寿宫……高祖既数闻谗谮，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问，冀闻太子之愆。……令杨素陈东宫事状，以告近臣。……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谏曰……旻辞直争强，声色俱厉，上不答。是时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谓威曰：“太子事迹，宜皆尽言。”……于是勇及诸子皆被禁锢，部分收其党与。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勇由是遂败。

杨素画像

元旻是左卫大将军，也就是“近臣”，杨素所陈东宫事状，看来并不能服众，文帝也只能以沉默对抗元旻的谏诤，从而表明自己的态度。姬威的出现与控告打破了这一僵局，他的证词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如果看看《房陵王勇传》所载姬威的证词，其实与此前杨素告近臣的证词一样，无非是论证太子早有不臣之心。重要的是，证人的身份不同。杨素是外臣，他在开皇朝根本没有当过一天太子宫官，所说即使有据，也不免令人生疑。姬威却完全不同，他从本朝建立就一直在太子府任职，与太子的亲密关系也是人尽皆知。他是亲见亲闻亲历者，他的证词对太子来说才是最具有杀伤力。所以，在姬威陈说之后，史载“勇及诸子皆被禁锢”，杨勇被废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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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隋书·房陵王勇传》：

时高祖令选宗卫侍官，以入上台宿卫。高颎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高祖作色曰……盖疑高颎男尚勇女，形于此言，以防之也。

文帝选东宫的宗卫侍官以为己之宿卫，显然已不信任太子，意指东宫宿卫兵强，或有兵变弑君之嫌，如刘劭弑刘义隆之比。本段史料尚有一事需注意，即高颎与杨勇为儿女亲家，文帝既疑勇，必不能不疑颎。勇既被君父猜疑，复失爱于母后，《隋书·房陵王勇传》：

勇多内宠，昭训云氏，尤称嬖幸，礼匹于嫡。勇妃元氏无宠，尝遇心疾，二日而薨。献皇后意有他故，甚责望勇。

文献皇后于夫妇之义督责文帝甚严，复以此道强求诸子。太子失爱于亲母，与此大有关联。《隋书·高颎传》：

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意。谓颎曰：“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颎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上默然而止。

同书《文献独孤皇后传》：

时皇太子多内宠，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爱妾云氏害之。由是讽上黜高颎，竟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

高颎画像

后必欲上黜高颎，为何？因高颎为尚书左仆射，总统朝政之故。文帝有废立之意，明知高颎与杨勇为亲家，而不得不谋于高颎者，也是这个原因。文帝当然可以不顾众臣反对，强行废换太子，但他并不想这么做，他很希望获得百官特别是尚书省最高长官的支持，当他从高颎那里得不到这种支持时，他就不能不罢免高颎。所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文帝借王世积案中泄露宫禁中事免颎官，高颎本传说“上欲成颎之罪”，可谓道出了其中真相。高颎之被罢免，虽有各种原因，如文帝的猜疑，臣僚的不满，但是否废太子一个重要的因素，而高颎本身担任尚书左仆射使他不能不被卷入这件事的核心。《隋书·高颎苏威传》史臣曰：

属高祖将废储宫，由忠信而得罪；逮炀帝方逞浮侈，以忤时而受戮。若使遂无猜衅，克终厥美，虽未可参纵稷、契，足以方驾萧、曹。继之实难，惜矣！

唐人就很明白地指出高颎在文帝朝的得罪，废太子案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开皇十九年八月，尚书左仆射高颎免，时任右仆射的杨素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他本来就是废立太子的幕后推手，此时再无阻拦文帝的障碍了。

《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杨勇既受文帝的猜忌，复失爱于母后，外有百官之首的杨素积极赞成，内有宫官近臣姬威的告密，废立一事，再无疑义。

在探讨了杨勇的两个朋友圈之后，再来看《房陵王勇传》的一段史料：

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

因为杨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所以他将南北双方精通文学之人聚在身边，这些人是“书生”“解读书”，虽然无用，却也无害。杨勇是“宽仁和厚”的，即使他知道刘大臻将双方的对话泄露给柳肃，造成柳肃的面折廷争，他也没有将刘氏逐出东宫，反而在刘氏死后，亲自撰写了墓志的铭文。杨勇也是“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的，所以他会干犯文帝禁令，召术士入宫占卜吉凶，也会宠信昭训云氏，全然不顾母后的愤怒。杨勇有文学的朋友圈，也有小人的朋友圈，文学满足他精神上的享受，小人满足他物质上的追求，这本来也是人之常情。《北齐书·文苑传》序：

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

如果撇开两人成败不论，就会发现杨勇与北齐后主竟是如此地相似。这种相似性的背后，除了个人的心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环境的影响，具体到人，也就是朋友圈是怎样构成的。

（本文选自《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