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开放的积极作用

近日，广州大学发布校园管理公告，宣布对公众开放，个人和团体均可扫码入校，开放时间为学校工作日上班时段。

该消息给人的第一反应是苦笑，甚至有一点悲哀。原因有二：其一，对于疫情后高校开放这一话题，其实教育部、部分省市的教育厅或教育局此前都已表达了开放或尽量开放的立场，但各高校似乎并不领情，观望，观望，再观望。特别是，部分高校对外宣称开放校园，但只是小范围开放，比如把开放的对象限定于校友及家属。

其二，广州大学第一个对外开放了，作为身处其中的人，很多老师的第一反应是“吾校荣光”，问题是这真的值得自豪与骄傲吗？回想四年前，哪所学校不是对社会公众开放？事实上，我们只是回归了常态，回归到高校正常的或应有的样子而已。这不由使人想起“母鸡下蛋了，我们得狠狠夸它一番”，本是做了一件分内事，现在却被众人唱赞歌，不可谓不尴尬。

其他高校对上面的文件精神视而不见，或选择性执行，打折扣地执行，为何？无非就是不想增加管理成本，不想因为公众涌入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降低学校师生对学校资源使用的舒适度。因为不想惹麻烦，就简单粗暴地一关了之，说白了就是回避与逃避，就是沿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消极思维的懒政做法。

大学应当具有何种功能？除了教育学生、培养人才外，恐怕还需在服务地方、联结社区、彰显城市精神与底蕴、增加城市文化厚度与质感等方面有所作为。换言之，大学应当被当作一种准公共产品来理解，在增进、彰显城市或区域公共价值方面，大学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学校归属看，大学不应只是大学领导的大学，不应只是在校师生的大学，还是所在社区及所在城市的大学，和普通民众的大学。

众所周知，务实、开放、包容、创新一直是广州精神的重要内核，作为广州这座城市文化高地的大学，对于开放校园这一问题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匪夷所思。据了解，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农学系和地理学系等相关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师生就把附近的康乐村（城中村）等社区作为夜校和相关教学与研究基地，通过专业知识的植入、相关活动的举办和先进意识的传播，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搞活了社区居民的社区氛围，增进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

2008年笔者入职广州大学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都看到学校（桂花岗校区）里的报刊亭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他们都是来自学校附近甚至从其他地方专程赶来阅读报刊的邻居与街坊。很显然，学校报刊资源很好地满足了周边群众的阅读需求，报刊亭成为联结学校与社区及城市的重要纽带。年长的同事告诉我，报刊亭自设立之日起，就一直热闹欢腾，迄今已有二十余年。

不难看出，两者的共同点是开放校园，成功塑造了校园与社区的良好互动关系。时过境迁，我们没有理由割裂和疏离学校与社区及城市的关系，更没有必要沿袭疫情时期的思维与方式管理当下的校园。

当然了，开放后对学校管理等方面造成的压力与冲击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但不能据此就贸然关闭大学校门，相关管理方法与措施可以做得更细一些。（姚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