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一个城市的说说 哲学家说城市：从城邦到城市，生活的意义悬而未决

哲学是对人存在方式的反思。从古到今，城市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与最丰富多元的人类实践，如苏格拉底所言：“我热爱知识，而城里的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

什么样的生活更值得一过？幸福的意义是什么？人与人应当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些问题或许并没有最终答案，而当苏格拉底走上街头，与人交谈，进行思辨，总能在认识上有所收获，这就是以哲学打开城市的方法。

今天对城市的思考，或许也需要新的“苏格拉底式对话”。

那么，从古典城邦，到中世纪城镇，再到工业、信息革命后的全球城市，伴随历史、技术变迁，那些爱思考、爱智慧的哲学家们是如何认识、反思城市的？这些看法又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更新对城市的看法与观念？在庸碌的日常中，如何适时地抽离，“Jump out of the box”去思考城市生活的合理性？

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对话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祁涛，畅谈并梳理那些关于城市生活的哲学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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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祁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哲学播客“柏拉图什么”主理人

——本期主播

郝汉

——收听时间线

06：40 城邦与城市，有哪些不同？

13：20 古城布局背后的哲学

19：15 韦伯提出了一个作为市场中心的城市

38：15 本雅明对城市的庸常有何反思？

46：10 系统，如何异化城市人的生活

58：32 列斐伏尔与城市空间中的隔离感

60：15 当网红地拍照打卡，如何剥夺关于城市的想象力

68：00 假如元宇宙到来，那将是人的感知能力的危机

——节目内容摘选

古典城邦里，人的社会维度比较弱

如此城市：自古雅典，城邦里的哲学家们便开始思考美好城市与美好生活的意义。城邦与哲学的关系在2500年前有哪些密切的关系？

祁涛：城市这个主题一般会和实证科学联系得更为紧密。比如说，很多学校会有城市规划学院，很多城市话题会联系到关于空间的安排或者人口等非常具体实际的问题。

但当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些城市研究背后有一些更根本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在城市生活？人们在城市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些正是原初的哲学问题，它们与哲人们对于“人的目的”的思考，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会发现那些实证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希望人们能够在城市生活中过得更舒服，更有幸福感，更有获得感。因此，我们从哲学去谈论城市，也不是一个离生活非常遥远的问题，它是每一个人与城市的关系的问题。

哲学向泛文化播客节目「柏拉图什么PlatoForNothing」，由祁涛担任主理人。

哲学最初是围绕城邦的生活与政治的问题展开的。“城邦”这个词，从中文上看好像和城市的意思接近，但还是有所区别。“城邦”的确包含了我们今天城市的一个基本定义，比如说它是有一定疆域范围的，它的人口是相对固定的，人们和这个城邦之间有一个居住的关系。

相比今天的“城市”，“城邦”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词汇。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离不开城邦生活的一群人。人如果离开了城邦，非神即兽。

2020年06月06日，深圳。视觉中国 资料图

如今的“城市”，它基本上是和社会生活概念结合在一块的。城邦到城市的古今之变，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现代社会的兴起。在古典城邦里面，从个人与政治之间直接对话，社会的维度是非常弱的，社会是没有蓬勃发展的。

伴随着商品贸易、商品社会兴起，个人、社会和国家这三个维度开始在城市里面共同作用。今天去谈“城市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从这个变化中去把握。

——理解城市，要抓住“市”或者说“交易”

如此城市：如果说“城邦”的重点在于“邦”，更多的关于政治。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城市”中的“市”？作为人类聚集之地，它的吸引力法则有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祁涛：马克思·韦伯在分析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古代城市总意味着政治中心，而现代城市首先是作为市场中心在历史舞台上出场的。

分析古代城市到现代城市转变过程时，韦伯总会注意形成人类聚落的经济力量是什么？市场的出现，导致城市里的人和城市外的人，围绕市场进行相应的经济行为，这是城市的转型。

我们会注意到，中国北方的很多城市，它在边塞附近，从而也是贸易中心，最明显就是长城内外的城市。长城，通常的意义上讲是军事单位，具有军事功能，但同时是造成了一股交易的力量。长城内外的人在一定的时间中可以穿越长城去做交易，比如蒙古人提供马，汉人贩卖粮食，以及进行一些手工制品的交换。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从政治中心到经济中心的城市，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状态有很大变化。在当今城市中的市民概念和城邦中的公民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市民就意味着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当中能够进行经济生活，在经济生活具有着一定交换关系。在现代城市中，人即便没有公民的身份，人依然能够作为市民而出现在城市的经济生活中。

在启蒙时期，卢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现代人处于两个身份当中，一个是作为私人的市民的身份，还有一个是作为公民的政治身份，这两个身份其实是分裂与矛盾的。因为这两个身份的原则是不同的。作为一个城市的市民，人的行动核心是围绕着自己的私人利益，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就足够了。

但公民不一样，公民要奉献自己，人需要为了共同体，为了所属国家的普遍利益而活着。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在一个人的二重身份中是冲突的，是打架的。

有时候，我们诟病说，某些公职人员在个人生活里会做点小生意，但似乎又无可指责。这种矛盾的态度大概是在说这两种行为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复杂性。

——城市空间的“隔离性”，需要被打破

如此城市：在当今的城市里，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功能分区明确、系统化的城市空间，比如城市的不同区域（商务区、居住区等）有不同的功能，在不同的场所（银行、商场、开发区、旅游区等）由于人们需要从事不同的社会事务，有着异质且单一的空间安排。空间是我们每个人最直接的城市经验，哲学上对于城市空间有哪些富有启示的反思？

祁涛：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有一个洞察，即人们以为城市生活中的空间是实实在在的，但其实并非如此，所有的空间本质上都是一整套权力关系与话语所建构的，空间在这里是隐喻般的存在。

2012年02月20日，上海，杨浦区国定路特定路段的斑马线前，漆画了醒目的“车让人”警示语。视觉中国 图

比如说，我工作的地方在上海的国定路附近。我观察到那里的自行车道非常窄，而机动车道相对宽阔，当我骑车进到那么窄的自行车道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觉得，骑车在空间上是个不友好的选择。但当我仔细一想，这个感受的原因其实是来自于道路空间的预先安排——机动车优先——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接受这一事实。但这真的是完全合理的吗？我们会发现城市空间像沉默的庞然大物，它的空间强加的合理性让人无力辩驳，你感到不舒适却无能为力。列斐伏尔的反思就是叫我们勇于去质疑与怀疑这种合理性背后的不合理与野蛮之处。

空间的秩序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征，就是通过空间和空间之间的隔离，去建立空间之间的秩序感。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就是货梯和客梯。在很多写字楼，外卖是不能进客梯的，只能走货梯，客梯是交了物业费的住户与企业才能够使用。

除了国定路的事例，我们城市里面还有各种空间，比如商场是按照你购物的安排去设置的，银行与写字楼、运动空间又有其他空间安排，这些安排本身会让你主动地去行动，比如穿成什么样，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我们很少去进行反思个体行动背后被预先设置的空间机制。我们看到，这些城市空间的安排，都反映出一些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哲学，资本与权力成为当代空间的造物主，去把人的状态归顺成某种模式。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城市项目，主动自觉地去做差异化的空间设置，去打破隔离性。这是今天反思城市我们需要关注的部分。

——制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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