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苏秦的话 苏秦以连横说秦

苏秦此名，如雷贯耳。小时候常听到苏秦佩六国相印，觉得威风极了。今天读之，让人五味杂陈。

《古文观止》把《战国策》的“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一节全部录用，而不是有所选摘，说明非常认可这篇文章的价值。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第一段的气势就非同小可。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尽管知道苏秦在面见各国首脑时都用了类似的句式。

如对燕文侯，《史记·苏秦列传》记载，“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对赵肃侯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彊于赵。赵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

……但是，由于策略不同，前者是连横说，后者是合纵说。相比而言，秦国更有气吞天下的气势。其他国家的国力主要在于自卫，而非扩张。据《史记》，苏秦在游说韩、魏、楚、齐诸国的时候，常用的策略是激将法，话末都有类似一句话，“窃为大王羞之”。主要的意思是让各国首脑认为自己国力很强，不必害怕秦国。

即然有如此国力，秦国的表态却是显得“保守”的。

据记载，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惠王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国力层面，“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认为秦国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吞并天下的能力。

虽然公元前325年，惠王十三年，自立为王，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但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东有肴、函之固”，这两个关键的地理优势，还是惠王继位之后长年征战才得到的。从公元前419年开始，晋魏对河西之地（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这一关键战略要地展开历时近百年的争夺，在公元前389年的近三十年里，秦国一直被魏国压制，秦国退至洛水一带。直到公元前332年，五十多年的反攻，才收回被抢占的河西失地。

公元前329年，惠王九年，秦军不断加大攻势，吞并全部河西之地，并能够在河东建立军事据点。如此，才能谈“东有肴、函之固”，依靠控制崤山和函谷关，实现东进中原，退可据守函谷关。直到前316年，秦国才吞并蜀国。所以，惠王的担心可以理解。

另一个层面是“意识形态”层面，文明的号召力，即“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惠王认为无论在文章（法律）、道德、政教等层面，秦国的号召力还不够。

关于这一情节，《史记·苏秦列传》与《战国策》的记载类似：“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史记·苏秦列传》还指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私仇和威胁的原因，惠王杀掉了商鞅，对于商鞅、苏秦这类辩士仍心有余悸。

此外，《战国策》比起《史记·苏秦列传》，更深入探讨了一个春秋时期的关键问题。即惠王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战国时期的作用。苏秦显然认为，武力才是核心的方式。

周朝的统治之本在于，周礼。当诸侯不臣服天子，《国语》记载，天子应当“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即使是春秋时期，尽管礼崩乐坏，但还没有完全滑向一味的战争，《左传.僖公七年》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才有齐桓公威震天下的“尊王攘夷”之策。

到了战国时代，统治还需要这样礼、德这样的核心要素吗？惠王没有否定。但是苏秦完全否定了。

据记载，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将武力视为三皇五帝，朝代更迭以及称霸的根本。

苏秦强调了春秋时及更早期，重文治、文士而轻武力的弊病，反而引起更多战乱，以及国家的衰落。

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左传》中有非常多通过大夫的能言善辩而避免战争的故事。例如“烛之武退秦师”“齐桓公伐楚““王孙满对楚子”齐国佐不辱命”等等。

这是两个时代外交方式的侧重不同，越到春秋后期、战国初期，武力的重要性不断强化。“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

到了战国中后期，称霸的方法越来只有一条，也就是苏秦所说，“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不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比苏秦认识更早是商鞅。《商君书》记载，“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所以大胆抛弃周礼，有了大开大合的严刑峻法。可见商鞅、苏秦的洞察时势的能力都要超过惠王。

当时的惠王还没有领悟到这一点，所以苏秦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愧色。”之所以如此执著，主要是这份事业是当时第一流的事业。

苏秦病怏怏回到家中后，又面临着来自家庭的更大的压力。据记载，归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

既然礼教文明荡然无存，那么这样的场景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史记》漏掉了这一场景的记载。可以看出《战国策》不止于政治外交策略，对人物的刻画更加栩栩如生，更有感染力以及煽动性。

如果说前面篇幅对苏秦的描述是“一抑再抑”，那么此后的篇幅则是浓墨重彩的大肆宣扬。

其一，对苏秦发奋努力的宣扬。苏秦日夜苦读，悬梁刺股。据记载，（苏秦）即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其二，对苏秦获得赵王赏识的宣扬。在秦国碰壁的苏秦来到赵国，受到了赵王的巨大信任，不仅抵掌而谈，还被封为武安君，获大笔封赏，时来运转。据记载，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为什么《战国策》侧重于赵王。据《史记》记载，苏秦先去了赵国，但当时赵相奉阳君并不喜欢苏秦，然后苏秦跑到了燕国，费了一年多时间才见到燕王，燕王是第一个被说服的国君。其次才是赵国。当时奉阳君去世，苏秦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自从秦国吞并河西，秦赵之间的缓冲区域被大大减少，秦国东进，赵国将直接面临威胁。所以，苏秦对于赵王尤为重视，《史记》记载与赵王谈话篇幅远高于其他国君。当时，赵国实力强于诸国。所以，苏秦不仅仅强调了合纵优势，还对赵王强调，“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因此，比起燕王，赵王给苏秦的职务和财务条件要好得多。

其三，对苏秦合纵成功，号令天下的宣扬。看到这样的场面，仿佛无数声音催人不禁脱口而出，“嗟呼，大丈夫当如是也！”据记载，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最后的结尾则意味深长，令人感慨。据记载，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

这更像是一篇人生文章，讲的是纵横家苏秦最关键的人生段落。虽然苏秦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甚至彻底反击、侮辱了当时瞧不起他的亲人。不过，却让人感到十足的悲哀。“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这话不假。但既然有大英雄之才，眼界境界却停留于此，不敢恭维。或许，这也是苏秦的历史贡献比不上管仲、商鞅等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