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的雪的全诗解释 张元墙

张元墙，1931年4月出生于福建省诏安县官陂镇。曾任福建省云霄县财政局总会计，预算股长。1949年11在福建省云霄县参加革命工作。曾担任财粮科文件收发员、粮票出纳，经费会计，粮食会计，粮库主任等。后在福建省粮食厅储运处、改善经营管理办公室任科员，负责全省粮油运输统计、驻外转运站转运粮食、促进改善粮油经营管理业务、编辑粮食厅定期刊物《福建粮食》等工作。

我的大学梦

年轻人有许多梦。我年轻时也有许多梦,其中之一就是大学梦。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几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那是1949年7月，我从汕头某高中毕业。之后到厦门大学补习，想把基础打得更牢些，然后报考厦大。

没多久，福州解放了，厦门形势日趋紧张。这时厦大的一位老师向我透露：厦大当年无法招生了。于是，我离开厦门回到汕头，在汕头去报考了南华学院。考完后，便回到山沟沟里的家乡官陂。

过了一段时间，官陂解放了，汕头也解放了，可是从官陂去汕头的路上，还有一大块地方未解放。行人无法通过，而邮件书信却能通过。一日，我接到南华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说我可以到学校注册上课了。

学校录取是录取了，但那未解放的一块地方怎么跨过去呢？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有位姓张的同学来找我，鼓励我和他一起去云霄参加革命工作。经再三考虑权衡，终于,我放弃了上大学的难得机会，怀着一股革命热情，步行几十公里，到云霄加入了革命队伍。

在革命队伍里,我对工作，应该说还是认真的。不过，大学梦仍然萦绕在我脑际。记得1952年，单位接到上级通知，要求送两三个人，不用入学考试，就可到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当时我曾要求去，领导却说，你是工作骨干，离不开，还是让别人去吧。就这样，我又一次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1955年，我已经调到省城工作。那时，形势改变了，组织上动员、鼓励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升学深造。我想，这一次算是机会来了，于是放下工作，参加复习功课，报名应试。也许是自视太高的缘故，填写志愿尽写些名牌大学，结果，我落榜了。

此后，我不敢再有奢望了，只好参加省直机关业余大学学习。这或许给我一些安慰。而更大的安慰是：我那三弟以及后来我的女儿和我弟妹的子女，都纷纷考上大学。掐指数数，截至目前，我家两代人中，已有11个大学生。

我们家能出这么多大学生，我无比高兴。有他们替我园梦，我无怨无悔！

一次意外的大胆

1969年,福建省大批干部下放。到1972年，省市下放干部已有不少在县里作了安排。如李智同志、陈振裕同志，都安排在财政局：李智担任局长，陈振裕任总会计。

李智本是北方人，他夫人是诏安人，他觉得安排在云霄县工作也不错，因此没有想回漳州的念头。而陈振裕，他嫌总会计工作任务太繁重，兼之他夫妻两人都是漳州市人，自然想调回漳州，不愿呆在云霄。于是便到处找人，看是否有合适的人愿意来接替他的工作。

一天，他来到和平农场找我谈起这事。从我来说，那时老婆、孩子都已经回到云霄，本来就不想走了。这时听说能安排在财政局，觉得也不错，担任总会计也还合适，便答应了下来。不久，我便接到通知，可以去报到了。1973年1月3号，我便来到县财政局报到,开始担任总会计的工作。

再说1969年我下放时，我两个小孩也跟着回来。加上原来在云霄的一个小孩，一共三个人都挤在我丈母娘家住。第二年我老婆也回来了。这样，如果我再从乡下回来，便是一家五口人都要挤在她家居住了。

丈母娘家本来就窄小，现在一家要住两家人，实在太挤了。没法子，我们便到处找房子。找了好多地方，好不容易找到联院林友练医师家隔壁沈梅顺家。——老沈是武装部干部，他近日要调动。老沈居住的房子，原来也是分配给林医师的，林医师当时子女还小，为了节省房租，暂时让给老沈一家人住。现在，老沈要调平和，房子同意让我们住。

不久老沈全家走了，我们便搬了过来。从那时起，我们和林友练医师便成了邻居。这是1970年间的事。

再说县革委会，有一位姓朱的同志，在总务组管后勤。他性格豪爽，作风正派，很肯为人办事。同时，老朱他家乡有个族亲女孩，几年前嫁给林医师做儿媳妇。有这一层关系，老朱便不时到林医师家走动。家人有头烧脑热，也找林医师开药治疗。而我就在林医师隔壁住着，这样,很自然，老朱和我很早就互相认识，他很早就知道我是省下放干部。我来到财政局工作后，老朱管后勤，常常要来财政局拨款的，与我便有更多交道,因此，老朱跟我也就更加熟悉、更加亲近了。

一天，老朱兴冲冲跑来我家，说:组织组长吴桐同志调回诏安去了，领导上决定，他原来住的那间房子换给我住。说着就把一把钥匙交给了我。

原来，我和林医师住的房子附近有另一排房子，那排房子一共六间，坐北向南，朝向较好，周围环境也较好，早前都是科级以上干部在住。吴桐同志就是住的这一排。现在有这样的房子让我住，我自然喜不自胜、求之不得。我马上连同家人开门进去打扫,并用水清洗过。林医师的女儿阿碧，很热情,也前来帮忙打扫。打扫完后，我们把锁头原样锁好，准备隔日搬家。

隔天上午一早，阿碧慌忙来报，说那间房子门上，又加了一把锁。我吃了一惊,赶快跑去一看，果然,门上又加了一把锁。我断定：一定是情况有变！怎么办？煮熟的鸭子要飞掉，怎么办？

假如在以往，我会小心谨慎，不敢造次,一定会等弄清情况后再说。这一次，不知是哪里来的胆子，我竟当机立断，想办法把那间房子的门弄开了（不是把另加的锁砸掉，而是把门扇抱扶着提升一点点，然后慢慢移卸到旁边来），并立即带动家人把床椅家具,一件件搬了进去。林医师的女儿也很积极，也一起来帮忙搬。因两处房子距离不远，我家家具也不多，不到两个钟头，就把全部床椅家具杂物搬好了。就这样，我一家人就在那新搬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事后才得知，原来近日，组织上决定，要将另一位省下放干部安排在财政局，并且决定把吴桐同志腾出来的房子安排给他。老朱同志肯定是误会了，以为那处房子、那把钥匙就是要给我的，因他只知道，安排在财政局的省下放干部只有我一个人现在,误会是误会了，这能怪谁呢?这能怪老朱吗？

几天后,有消息传来,组织上已给那位新安排在财政局的省下放干部，重新安排了一处房子,这处房子，条件也不错。组织上没有因为经办人的一次误会、出差错而让他吃亏。

遭遇“文革”后遗症

云霄一中原来的校长姓黄。“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以后换成了马校长。到“文革”后期，又说黄校长不能倒，要回来当校长，马校长要退下来。弄得黄、马两家都有意见，都闹别扭。黄校长那边说：你“文革”中诬我那么多的罪名，你要一条条给我说清楚，给我彻底平反。不然，我就不来上班。不来上班，印鉴图章就不拿出来。没有他的图章，银行的钱自然就拿不出来了。

马校长这边对退下来也有意见，也闹别扭。他跟组织上打报告：说身体有病，要回去北方休养。回去北方之前，他把图章交给他的宝贝女儿保管，并交代说：这图章只有在换印鉴时,可以在印鉴卡上给盖一次，以后就要收藏起来，不许再盖。女儿很听从爸爸的话，半步不敢闪失。

双方就这样坚持着。眼睁睁看着银行有钱就是拿不出来。钱拿不出来，他们两家不要紧，一中的教职员工却受不了了。特别是双职工、夫妻都在一中的，那就火烧眉毛、没米下锅，要闹饥荒了。

面临这个乱象，总得想办法呀。怎么办？一中负责后勤的吴组长决定到县里来，找分管文教口的许副县长。找、找、找，终于在卫生局那里找到了。老吴汇报了情况，请示要怎么办？正犯难间，正好我去卫生局联系工作，碰上了。许副县长看见我来，便露出笑脸，说：正好，财政局元墙来了，我们大家商量一下，看有甚么解决办法？

一个是县级领导,一个是一中后勤组长,我说话总得诚恳一点,谦虚一点，慎重一点。稍作考虑，我以探询的口气对着许副县长说：既然闹成这样,那看是不是可以将一中下个月的人员经费，提前拨给他？再者，现在一中的账户拿不出钱，不好用，我们是不是变通一下，把钱拨到另一个较大的单位,取出现金给一中？如果领导点头，这样办或可暂时解燃眉之急。至于长远之计，是不是还请领导做双方的工作，解决矛盾，换办印鉴？

回来商量，黄局长同意——第一关过了。那么接下来，要通过哪个单位取现呢？小单位不用去找，因银行有取现限制，要找大单位才行。我们去问卫生局，卫生局怕麻烦，也怕资金量大，不愿意。去问宾馆招待所，同样原因，不干。最后我和吴组长去找县政府汤出纳。

汤出纳这个人，也可说是老资格了。胆子大，通情达理,也肯替人办事。我俩与她谈了谈，本来答应下来了。谁料突然间她想起了一件事，马上变脸，不干了。说一中张老师从前打了她的儿媳妇。还说一中老师，没有一个好人。骂了一阵子,骂了一大片。弄得我俩十分尴尬，差点下不了台。

原来她的儿媳妇，娘家人住大路街，和一中的张老师，是前后邻居。两家曾因屋檐滴水界限问题闹过纠纷，还公开对骂过,骂得很不好听,期间双方或有推搡动作。不过,那都是陈年旧账了。

骂归骂，撒野任她撒野。为求解决问题，我和吴组长只好好话多说，多方解释。还给她戴高帽，说：当初对方还不知道那女孩以后要嫁作你的儿媳妇哩，如果知道，对方也不敢这样放肆对待你老人家哩！汤出纳听我们这样说，才破涕为笑！这时她也觉察到，自己把纠结扩大化了,太不应该，怨气也就渐渐地消散了。最后，她答应，拨款通过她行政组的账户取出现金，由一中拿回去发工资。

就这样，云霄一中两个月发不出工资的尴尬局面解决了。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也不再听说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经过了这个事件的前后折腾，几乎所有的一中老师，都认得了我这个人，都知道我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肯为人排忧解难;支持教育部门,跟一中关系很好, 尽力为一中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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