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怎么形容土匪 古代土匪是怎么啸聚山林的

由于资料往往不全以及个人能力所限，用古代史来进行回答的话不免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可以选一个社会结构与古代类似，但是资料又比较详实的年代来研究，这就是民国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对民国时期的土匪情况一探究竟，进而考察古代土匪的产生、分布与聚拢和发展。

一、土匪的分类与来源

土匪的分类较为复杂，在此我仅以行为频率为标准对此进行划分。

从行为的频率看，土匪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类是“偶尔为之”者，这一类人把土匪或土匪活动作为临时的出路，因为他们不是面临饥饿威胁就是遭遇短期的财务危机。

第二类则是“职业土匪”，他们将土匪活动视作长期的生活方式，并建立起了远离法律并且戒备森严的土匪巢穴。

二者在行为上的不同时，前者尚且不定期的插足农村生活或组织农业生产，而职业土匪虽然需要和乡村保持联系，但即使是土匪活动的淡季他们依旧生活在匪穴之中。

在来源上，这二者也并不相同。对于“偶尔为之”者而言，成为土匪的理由较为单一，他们大多是受到短期的经济问题影响而成为土匪，如因为饥饿而无所选择时被迫的劫掠行为。因此这一类人往往出身于一贫如洗的贫农甚至佃户。对于这一类人而言，土匪活动往往只是暂时的出路，当条件改善到足以让他们维持生活时，他们便洗手不干转而务农了。

而后者的来源则较为复杂，他们有的是民国政府腐败的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有的则是追求“英雄好汉”形象的青年，有的是追求报复行为的复仇者，有的则在匪帮中发现了足以弥补自身缺失的正常家庭生活的替代物，还有退伍的士兵、被革命党抛弃的帮会道门、因为暴乱和家族仇杀失去正常生活的流民等。对于职业土匪而言，他们已经不能且不愿再重新回归农业生活了。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女性土匪大多数均为复仇型的土匪，如河南的“张寡妇”是为了给两个儿子报仇变卖家产成为土匪的，吉林地区的“一枝花”亦是为了给无故被地主强行带走的丈夫报仇而投身为匪的，这种情况绝不在少数。

二、匪帮的产生与组成

土匪的匪帮有三种基本类型：单纯的匪帮，往往季节性的在小范围内活动；复杂且规模较大的匪帮，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活动范围较广；大规模的匪军，有成千上万人的规模，在相当大的地区活动并拥有控制权，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有可能酿成叛乱。

与正规的军事政治组织不同，一个匪帮的规模越大，其内部凝聚力就越低，因此它必须增加更为正规的组织措施。譬如在农村的小型匪帮中，主要依靠首领和部下的私人关系。较大的匪帮便会依靠组织和纪律的约束，并且要组织起灵活的指挥结构。在最为复杂的大规模匪帮之中，各类职务的委派与等级身份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而无论大小，匪帮的首领都会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这种尊崇甚至凌驾于匪帮中传统的“民主”之上。

最基础的匪帮一般不超过20人，一般围绕在一个能够与大家同甘共苦的首领周围，单纯的小匪帮是最基础的土匪单元，他们往往与某一地区具有特定关联，并且尽力使这块地区不受其他敌人侵犯。这种匪帮一般是季节性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往往介于我们介绍的两类土匪之间。除了少数核心分子，大部分人往往往返于村社和匪帮之间，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则回到匪帮之中。

“单纯的匪帮”们往往守护着固定区域，它们所占领的地区一般是他们自认为属于他们领地的村社和市集，匪帮们的关系非常冷漠，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相互冷战之中。但如果正规军或者民团进行剿匪，匪帮们也可能会联合作战。这种匪帮联盟往往是短暂的，但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保持长期联合，譬如经济压力、官兵威胁、领袖崛起。

“复杂的匪帮”通常在较大的范围中活动，因为他们需要依靠劫掠谋生。在土匪横行的区域，这种组织形式则是所谓的标准模式。匪帮的聚散离合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与领袖的能力。一般情况下“复杂的匪帮”在遇到敌人时则分散为小股以迷惑敌人，在遇到劫掠机会时则会聚在一起集中力量进行劫掠。之后则再次分散，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有时能力较弱的匪首会带着自己的力量加入更强的匪帮，而政府的剿匪行为则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匪军”就会出现。“匪军”往往由多个“复杂的匪帮”构成，大规模的“匪军”往往拥有成千上万的人马，在遭遇到政府军的围剿之前，他们在面对地方警备力量如警察局和民团时往往战无不胜，但一旦匪帮发展到“匪军”的级别，等待他们的往往就是政府的重视与追击。

三、匪帮的结构

匪帮的组织形式与权利登记模仿自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因此首领和副首领们往往被称作“大当家的”与“二当家的”。这也意味着匪帮类似传统的中国家庭，由族长进行财产分配，而小辈则无权支配家庭财产。但与家庭不同的是，匪帮的权威是兄长式的，而非父亲式的。因此复杂的匪帮的最高首领虽然拥有内政和外事的决定权，但小头目们则提供次一级的控制，在首领死亡的情况下这一组织可以有效防止匪帮的瓦解。但小头目们脱离匪帮的可能性也限制了首领的权力，最终在匪帮内部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土匪的民主”。但这种组织并不十分牢固，因为土匪们往往效忠于各自的小头目而非匪帮的匪首，所以这种有利于游击作战分散聚拢的组织形式也缺乏紧密性，虽然小头目们效忠于最高首领，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的控制自己的匪帮以便于在关键时刻做出更有利的选择，比如叛逃或投入另一只复杂的匪帮的怀抱。因此，在匪帮的组织形式中“潜藏着所有成员的个人的自大和野心，这一事实造成首领的行动自由受到相当的限制”

作为“复杂匪帮”乃至“匪军”的首领，匪首的资质也十分关键，他们一般拥有一两手“绝活”，如百发百中、飞檐走壁、徒手撕开铁链等等。但除此之外，匪首们还应当具备天性机敏、具有政治军事经验。与大多数人臆想的不同，大部分匪首都显得文质彬彬、行动果断并且重视纪律。在此之外，匪首们往往还会刻意塑造关于自己的神话传说，以便于增强自身的威势。匪首的晋升相当民主，根据成就和能力便能够进行评比，甚至不需要考虑国籍。除了著名的小日向白朗外，中国的土匪还试图推举一名被他们俘虏的美国共济会成员成为自己的首领，因为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英勇无畏、懂得汉语并擅长医疗。

除了首领外，一个复杂匪帮的成员还包括负责军事谋划和前敌指挥的“炮头”或“门神”，他们要对稳妥的指挥负责。负责传递消息、提出声明、提出建议的“白扇”，这些土匪秘书们也兼任顾问，他们大多是曾经穷困潦倒的书生。此外，在匪帮中还有负责财务的会计“账架”和负责后勤杂物的“粮台”。在行军作战期间，还包括负责巡夜的“巡冷子”、负责守卫的“拘捕”、负责破门敢死的“抱火”、负责内部暗中打探情报的“稽查”、负责打探情报的“踏线”和负责绑票谈判的“压水”。有时候在匪帮之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老太爷”，一般由匪军中的长者担任，他们并不参与劫掠，仅仅靠自己积累的财富生活或坐镇营地指挥劫掠。

为了维护复杂的土匪组织，土匪集团往往具有严格的条例，而触犯这些条例的惩罚严酷而简单，即死刑。但这些条例并不能时时刻刻遵守，一般来说他们在家乡时候能较好的维持纪律，但在外地劫掠时则难以维持，即使是那些纪律严明的匪首也难以约束手下的恶行。

四、土匪的生活

土匪的生活危机重重，他们除了要面对生命的危险外，也要面对病痛，土匪的疾病与农民的疾病大多数相同，除了性病，而治疗疾病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鸦片。

由于大多数土匪都是文盲，因此他们往往缺少交流的话题。因此在土匪的日常生活中，他们谈论的大多数话题都是鸦片或者赎金，有时候则讨论枪和马。但也有少许例外，土匪也有自己的文化需求。有时候会由懂得文字的土匪讲述《三国演义》，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土匪轮流背诵《论语》的场面。此外，土匪们也玩骨牌、麻将和纸牌。但土匪们最普遍的消遣则是摔跤、射击和保养武器。

土匪们也有自己的时尚需求，土匪们往往喜欢华丽的衣服，除了传统的绫罗绸缎外，洋人女性的服装最受欢迎，因为它们艳丽华贵，女性的胸罩甚至也颇受土匪们的欢迎，因为它既能够引人注目，又能够储存战利品。除此之外，受土匪们欢迎的还有制服、武器与头巾。但值得注意的是，土匪们消费最多的实际上是鞋子，因此大多数匪帮都携带线、皮革和布料，以便于随时修鞋和做新鞋。

始终贯穿土匪生活的则是暴力，但暴力并不始终存在于所有土匪之中。一般来说年轻土匪更喜欢使用暴力，而土匪中的弱者也更喜欢使用暴力。即使是被使用暴力的对象，往往也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弱者。在进攻城市后，土匪们尤其喜欢使用各种酷刑，其残忍程度用语言也难以描述。但土匪的暴行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对于富人、官员尤为恶劣，而对于穷人有时则会好一些。对于那些和土匪谈判并信守承诺的城镇，土匪们往往也会秋毫无犯。

为了调整紧张的情绪，土匪们往往都十分迷信，他们有大量的避讳词汇，大量的生活习惯甚至是饮食习惯，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五、中国的匪患普遍化

在混乱的中华民国，由于缺乏系统的征兵制度，具有战斗经验的土匪成为了一种潜在的预备力量。在这一时期，即使是一支土匪部队也比没有军队要强得多，因此只要军事冲突需要预备队，或者封建家族对抗需要护卫，土匪的职业就得已存在，有时甚至会持续壮大。但被收编的土匪军对往往特点鲜明，即他们在守卫自己的领地时较为勇敢，但一旦失去领地，则很容易瓦解重新变为土匪。

在发展成为匪军后，匪首们都希望把自己变成成功的将军或者政客，他们往往依赖手中的匪军获取领地和身份，但大部分匪首们都在这一过程中失败了，成功者如张作霖、张宗昌、樊钟秀等等。有大量的土匪被改编为军队，除了人们熟知的东北军外，华北地区最著名的则是所谓的“镇嵩军”。

而随着土匪不断改编为军队，大量的士兵也在不断瓦解成为土匪。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匪患的迅速扩大和问题的严重化。四处流窜的兵匪让原有限制于特定地区的匪帮们迅速扩大了战斗力，大量现代化枪械甚至火炮的加入让土匪们有能力威胁原来无法威胁的大城市。这就导致了一旦某一军阀下台，其手下的军队解散之后变回迅速补充到当地的土匪势力中，军队和土匪的结合大大强化了土匪的战斗力，同时也淡化了土匪的乡土性和区域性，使得他们更加残忍并且威胁更大。

而在各省之中，受土匪冲击最为严重的则是河南。河南督军赵倜在被冯玉祥击败后，其部队被冯玉祥解散。结果在其下台一个月后，河南有三十个县城遭到兵匪蹂躏，豫西南的三个城镇鲁山、宝丰和扶沟完全变为废墟。以鲁山为例，县城内所有政府官员全部被枪决，两千多名城镇居民无一幸免，城内所有房屋全被洗劫一空，整个城镇留下的仅有七十辆大车的财物。吴佩孚挟直皖战争大胜之威，亲自指挥五省联军围剿匪首“老洋人”。但“老洋人”通过快速机动，极度破坏，绑架洋人等手段逼迫吴佩孚放弃了剿匪政策，在其破坏的过程中，有十几个有城墙的大城镇和数以百计的小城镇被化为焦土。

随着军阀混战的扩大化，兵匪现象从华北扩散到了全国，由于兵匪集团不仅劫掠城市，即使是同样作为土匪的传统匪帮也难以在兵匪面前守护地方，因此即使是原有的传统土匪也变得残暴和充满掠夺性，他们不再满足于守卫某一地区，而是加入了四处流窜的兵匪集团开始四处劫掠。有时，即使是以村庄为主的自卫队也开始参加劫掠活动。在这一情况下，中国的乡村基层开始逐渐进入完全崩溃的状态。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华北乡村结构性崩溃现象出现。

总结

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土匪往往大同小异，因此从以上的情况也可以将古代土匪的情况窥见一斑。可以说，土匪并非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一旦有机会他们也会组建属于自己的秩序和势力范围，虽然这种秩序是混乱而残暴的。

希望这个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