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翻译 随园诗话文言文翻译

本站作者 2023-07-17 09:57:00

《随园诗话》翻译

1. 袁枚《随园诗话》的原文和译文

1、原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

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

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

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

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

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 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

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

“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

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2、译文: 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

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 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

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 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

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

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 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

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 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

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

“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

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

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

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为“性灵派三大家”。

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

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

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 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

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

2. 随园诗话全文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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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言文翻译张廷玉的《明史》、袁枚的《随园诗话》

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

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

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

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

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

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

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

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

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

其 ... 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

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

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

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编辑本段]《明史》的缺点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

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

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

①赵翼原文虽然委婉,《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

《刘基廖永忠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戊戌,克安庆。

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陈友谅传》所记略同。

《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

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

所记不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

张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

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 ... ,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有隙,从旁进言劝 ... 。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 ... 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 ... 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 ... ,《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 ... 。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

4. 随园诗话一篇翻译

随园诗话 宋代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说:“从来天分低的人,好谈格调而不懂风趣,为什么呢?格调是空架子,有固定的腔口形式,易于照样学习描画,而风趣是专门描写性灵的,不是天才的人办不到。”

我深爱他的这些话。要知道有性情就有格律,格律不是在性情之外。

《诗经》三百篇多半写的是劳苦人和思妇随意言情的事,谁为之规定“格”,又谁为之规定“律”?(没人规定啊)而现在谈“格调”的人,能够超出《诗经》三百篇的范围吗?况且,皋陶、夏禹时的歌谣不同于《诗经》三百篇,《国风》的格调不同于《雅》《颂》的格调,格调岂有一定的呢?许浑诗说:“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的好坏在于骨力不在格调啊!提示:此则主要论述诗要抒写性灵,有性灵者即是好诗,但沈德潜也并不完全反对格律,只是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立论也并不偏颇。

同时,沈氏还主张格调也是随时代而变化的,这样也就保证了诗歌格调的多样性,亦即是风格的多样性。诗歌的境地最宽大,有的学士大夫平生读书破万卷,读到老死气尽,也不能够深入诗歌的奥秘境界;而有的妇人女子、乡村里没有多少学问的普通人,偶尔有一二句诗,虽是李白、杜甫再生,也一定会低首悦服的。

这就是诗之所以为伟大的地方。作诗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二种情况,而后才能求诗于书籍之中,得诗于书籍之外。

提示:此则主要论述诗歌创作不在书籍学问,而在于真性情,但是沈德潜也并不一位地反对书籍学问,而是主张性灵加学问,不过要以性灵为主。人如果有一肚子书本学问,没有地方去张扬表现,就应当去做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去做骈体文,(骈体文)尽可以铺排书籍典故(张扬学问),何必要借作诗卖弄。

自《诗经》三百篇至今天,大凡诗能够流传下来的,都是因为(其诗中)有性灵,与堆垛学问典故无关,惟有李商隐(字义山)诗稍多典故,然而也都是用才能性情驱使典故,不是专门堆砌重叠(典故)啊!我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续诗品三十二首》),第三首便题曰《博习》,说诗一定要植根于学问,这就是其中所说的“不从糟粕,安得精英”的这个道理啊!近来见有的作诗的人,全仗学问的糟粕,琐碎零散,就如和尚剃发,又如袜子拆线,句句加注释,这是将诗当作考据来做了。我顾虑我的(《博习》的)说法妨害了他,所以《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说:“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

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提示:此则论作诗要性灵,不靠学问。

但是也注意到学问在作诗中的一定的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反对以学问为诗,反对作诗堆垛典故学问。南朝的萧子显在《自序》中自称说:“凡是有所著作,只是很少专用功夫思考;定须灵感自来,不需用力构思。”

这也就是陆放翁(陆游号放翁)所说的“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的意思。薛道衡登所谓“吟榻”构思,听到人说话声就发怒;陈后山(宋代诗人陈师道,号后山居士)作诗时,必须家里人为他赶走猫、狗,家中婴儿也都要寄放在别人家:这就是杜甫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吧!这两者都不可偏废:因为诗有的是从自然的天籁得来的,有的是从巧妙的人工得来的,不可以固执一点而求诗。

提示:此则论作诗本自天然的灵感,或者人工的苦心构思。二种情况文学史上皆有典型的例子,袁枚认为二者不可偏废,立论比较通达全面。

诗难的是真实,有感情然后才能真实;否则就是敷衍成文了。诗难的是文雅,有学问然后才能文雅;否则就是鄙俗粗率了。

(人们常说)李太白喝一杯酒就能写一百篇诗,苏东坡嬉笑怒 ... ,都能成为好文章:这不过是(人们)一时兴到的随口之言,不可以因这些言辞而曲解了它的本义。假如当真,那么,这两人的诗集,就应该塞破屋子了,而为什么也只存若干卷呢?并且可供选作精品的,也不过十分之五六。

人怎么能持才而放纵自己呢?就像那穈和芑都是品质优良的谷物,而必须加以舂皮扬糠的功夫;赤董之铜是质地优良的铜,而必须加以多次的开采和浇灌铸造。提示:此则提出诗既要真,又要雅。

有真性情,也不能敷衍成文;要雅,就不能鄙俗粗率。人即使有才也不能放纵,而应该自我磨砺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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