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人吴兆江(江左凤凰:陈维崧和吴兆骞)
|邓君曙 文|
明末清初,在江南文人圈内,出过两位著名才子:宜兴高塍亳村人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苏州吴江人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号季子)。
两人都出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都是文思峻拔,尤其是诗歌词赋的创作禀赋为常人所不可企及。
明清易代,两位才子命运相似,从鲜衣怒马的豪阔少年、江南名士到落难饥驱的漂泊游子、边塞羁客,可谓起落悬殊、际遇坎坷。
陈氏家道中落,生计维艰,陈维崧无奈离家,开始长达20年之久的漂泊生活。吴兆骞则在顺治十四年(1657)乡试中举后,本可赴京会试,不料被诬,卷入了“南闱科场案”, 押京入狱受审,取消举人资格,杖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流放宁古塔23年。
文士的风骨和才情,使他们不畏磨难,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笔杆。最终,陈维崧成了清词中兴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也成了阳羡词派的领袖;吴兆骞则成为清初著名的边塞诗人,写赋高手,他流放宁古塔时所作的《长白山赋》,成为历朝历代赞颂长白山的最美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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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崧年长吴兆骞6岁。顺治六年(1649),18岁的吴兆骞加入了当时江南有名的文社——慎交社。所谓文社,就是文人们自发组织的社团,兴起于明末,延续至清初,是文人们以文会友,展示才华的平台。
慎交社中文人荟萃、名流众多,徐乾学、徐文元、汪琬、叶舒颖、陈维崧、魏耕、顾贞观等都在其中。年轻的吴兆骞才华出众,秉性狂放,在社内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而陈维崧的性格年轻时也一度狂放傲物、风流浪漫,年长后转而矜持、不喜张扬。顺治十年(1653)三月三日,慎交社与另一文社——同声社在苏州虎丘举行所谓“十郡大会”, 约有近千人与会,江左一带的名流大腕几乎都到场了。会上,推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为盟主。吴兆骞分得诗题,摇笔先成,又与吴伟业即席唱和。陈维崧同彭师度(1624—?,字古晋,华亭即今上海松江人)即席赋《上巳篇》。期间,吴伟业誉其两人与吴兆骞为“江左三凤凰”。
顺治二年,清军大举南下,江南士民纷纷奋起抗击。扬州、嘉定、江阴等地发生了清军屠城事件。
江南一些大户也遭到来自民变的冲击,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在亳村家中,就遭太湖强盗绑架。不久,陈家又因反清案的牵连,陈贞慧和陈维嵋(维崧的大弟)被逮到镇江入狱……陈贞慧亡故后,陈维崧刚办完丧事,不得不离家逃生。第二年,其幼弟(四弟)14岁的陈宗石入赘到河南商丘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家为婿,兄弟离散,使陈维崧倍觉难过。从顺治十五年冬到康熙四年春,陈维崧在如皋冒襄(1611—1695,字辟疆,和陈贞慧等为著名的“复社四公子”)家的水绘园度过了八个年头。期间,陈维崧参加了几次新朝的科考,但屡试不第。
顺治十八年秋,陈维崧有幸结识了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号阮亭,山东桓台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十六年任扬州推官)、孙枝蔚、孙默等一大批爱好填词的朋友。王与陈认识时只有28岁,小陈近10岁但作词的实力和影响却比陈维崧大得多。扬州为当时词学中心,如皋离扬州不远,故陈维崧几乎每年至少必到扬州一次,与王士禛酬唱赠答。陈维崧早年兴趣在诗,但在王士禛等扬州词派朋友们的影响下,开始奋力词场,成就了陈维崧在清词史上的地位。
宴游唱和、词友集会虽可借以消愁,但陈维崧的内心其实十分痛苦,他追忆前尘梦影,感叹人世沧桑剧变。他思念自己的弟妹,也怀念流放在宁古塔的吴兆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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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崧离开如皋后,又继续在商丘、北京、中州、江南等地漂流。从此他和吴兆骞天涯相隔,过着衣食无着的落魄生活。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统治渐趋稳定,为显偃武修文之意,颁旨开博学鸿词科试。要求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各省督抚布按,凡有学行兼优、文辞卓异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各据所知,进行举荐。朝廷还出台了优惠政策:令给应征诸子酌量给予衣食,使免受冻馁。户部议定在京现任官员外,其馀应征者一律月给银三两,米三斗。在顺治十三年,陈维崧在吴越一带流离时所结识的朋友宋德宜(1626—1687,字右之,号蓼天,苏州人。顺治五年中江南乡试,顺治十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举荐了陈维崧。
康熙十七年初秋,陈维崧经山东北上,抵京后下榻宋德宜斋中。这是陈维崧第二次到北京,相比十年前的仓皇落泊,求告无果,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因为经过了太多的失败,陈维崧对应征这次博学鸿词科试仍颇不自信。但为了摆脱生活上的困境,也为了给已经衰落的陈家挽回一点脸面,他还是参加了康熙十八年三月一日在体仁阁举行的考试,当日应试者134人。四月一日榜发,取中者50人,陈维崧以一等第10名中选,授检讨,任《明史》纂修官。从此开始了人生中最后的四年史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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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崧这次提前来京后,曾和各地前来应征的士子一起唱酬、结交。其间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词坛巨子纳兰性德(1654—1685,字容若,原名纳兰成德,因避讳太子保成而改名纳兰性德,其父明珠是康熙初期的权相)的交往。
陈维崧赋《贺新凉·赠成容若》一首(《迦陵词全集》卷二十八),是两人的定交之作。在私下交谈时,陈维崧恳托容若帮助营救吴兆骞。陈维崧还写信告诉了吴兆骞,并称“自己正在与纳兰和顾贞观合编《今词集》”,足见此时与纳兰的来往已很密切。
纳兰对吴兆骞的情况当然清楚,他不久前也读到了吴的《长白山赋》,并告诉陈维崧“康熙帝读后非常赞赏很受感动,还向身边的人询问了吴兆骞的情况”。之所以没有开恩,有各种猜测,其中不排除“南闱科场案”背后有党争,有人从中作梗;也不排除因案子是顺治帝定的,聪明的康熙帝不会轻易去染手。
吴兆骞到宁古塔的第四个年头,他的妻子葛采真安顿好两个女儿,也按律来到宁古塔,并带来一些资斧和二三婢仆。一年后,妻子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取小名苏还(取苏武还乡及早归苏州之意)。驻守宁古塔的将军巴海,素来仰慕汉文化,对吴兆骞特别尊敬,还聘他到衙门当书记,生活上给予了不少帮助和方便……这些情况容若都详细告诉了陈维崧,并透露了康熙六年(1667)停止的认工(交钱赎罪,可提前释放),康熙十九年(1680)又将恢复。让陈维崧感到莫大欣慰。最早向纳兰提出营救吴兆骞的,还有顾贞观(1637—1714,字华峰,号梁汾。无锡人。尝馆于太傅明珠家,与其子纳兰性德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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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年(1681)九月,吴兆骞在纳兰性德、徐乾学、宋德宜、顾贞观、陈维崧等众多在京友人的资助下,终于凑足了赎归的两千金,自宁古塔戍所放归返京。十一月到达京师,与亲友见面时,执手痛哭,真如再生。
当日,徐乾学为其设宴洗尘,并有诗相贺。陈维崧有和作一首:《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湖海楼诗集卷八):
当时彩笔撼江关,数子声名天地间。
讵料文章遭贝锦,偏教冰雪炼朱颜。
廿年苦语三更尽,万里流人一夕还。
不信蛾眉真见赎,感恩我亦泪潺湲。
后吴兆骞馆于京师大学士明珠家,为纳兰容若弟纳兰揆叙授读。康熙二十二年(1683)初,吴兆骞回吴江老家省亲。不久,吴兆骞卧疴累月。期间,在友人资助下筑屋三间,命名为“归来草堂”。 转年三月返京,于康熙二十三年旧历十月十八日(公元1684年11月24日)病逝,时年54岁。第二年,其子吴振臣扶柩南归,经京杭大运河行至南行北归的分路处天津时,灵船突然无故翻沉落水,虽棺梓无恙,然遗物却落水过半。因此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吴兆骞诗词文赋,也就仅存《秋笳集》八卷和《归来草堂尺牍》了。吴兆骞一生著述颇丰,而保存下来的仅十之二三,多为写于塞外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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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再回过头来说说进入史局的陈维崧吧。陈维崧以野服布衣乍入朝堂,不但举手投足很不适应,而且言语行动触处皆误。对他来说,不论是少年时期养成的豪情逸气,还是成年以后长期漂泊中所形成的不羁性格,都与官场上的趋奉、权诈和机变格格不入。在早朝时,还不时受到八旗禁卫军的戏弄和侮辱,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
在史局四年,同官多有升迁,陈维崧尽管十分用心,却得不到任何机会。他内心发过“一官便是牛马走,万事真输种瓜叟”的牢骚,但又有什么用呢?陈维崧在史局的失意,其实与他不懂世故圆滑,不善邀宠献媚有很大关系。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六日,他的夫人储氏在宜兴病故。消息到第二年二月才传到北京。陈维崧得讯后痛不欲生。储氏17岁嫁到陈家,一共伴他度过了39年的人生旅程,同时也陪他历尽了生活的艰难。入清后,陈维崧大部分时间在外漂荡,家中全赖储氏一人操持。储氏先后生过三女一男,但活下来的只有长女一个,后嫁万家。然而命运不济,这唯一的骨肉在康熙十六年春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36岁。康熙十年陈维崧已47岁仍无子嗣,后在朋友的撮合下在商丘娶妾。女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狮儿,希望他能像一头小狮子一样壮实可爱,健康活泼。但希望又一次破灭,年仅3周岁的狮儿突然于康熙十五年秋天夭亡……想到这里,陈维崧万念俱灰,对亡妻更是充满了愧疚、痛悔。
让他魂萦梦绕的是阳羡的山山水水,是故人的沧桑往事。“斯人只合长丘壑,何日真能变姓名?”这是康熙二十年初秋,陈维崧在小病中的感叹,他已预感到自己没有机会去变姓名于家乡的丘壑之间了。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公元1682年6月12日),陈维崧病逝于北京宣武门外租居的一间旧屋内,时年58岁。其身后极为萧条,全靠当年的座师冯溥、友人宋德宜等出资共助“含殓治丧”,并由友人徐乾学等议立其侄陈履端为嗣,使扶柩南下,归葬阳羡。
七年后,经陈宗石的努力,包括诗、词、文三种文体在内的《陈迦陵文集》相继刻成问世,这是陈维崧全集的最早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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