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诵望江南 《望江南》：历史想象与心性书写的“江南”

在书画鉴定中，除了题款、用印等指标，还要看其是否老纸旧裱，藏家是否流传有序。不只笔墨材料，时代气象都要对榫。这说明艺术真实，要讲究总体性，气韵融贯。续补之作，往往不易讨好。王旭烽的《望江南》，却“似是故人来”。说故人，源于文本里有老感情，旧时光，面貌虽改，气性依旧。《望江南》距“茶人三部曲”首部完成，二十六年；距作家获茅盾文学奖，二十二年。在漫长的间隔后，这种增补式写作，重返接续语境，比另起炉灶，更具难度。既不能老调重弹，又不可新火新茶。它需要岁月底子的沁色，温润且不露贼光。

从小说时空看，《望江南》更像完璧之作。其叙事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64年冬，嵌合了“茶人三部曲”中近二十年的叙事断层。作家复现“纸上杭州”的心愿得以圆满，客观上形成了小说编年史效应。作家以杭嘉和、杭嘉平兄弟为主轴，上接其父，后启子侄孙辈，以茶事家事，写尽国事民生、战争时局。书名的“望”字，说明了叙述面向的可能。“我眼中的望江南既可以回望过往，又可以展望将来。”它标记出写作的零度、时间的矢量性：历史与未来，得到交互与对话。

一

王旭烽延续了家族叙事的某种定则。那就是焦点透视与投影，网状结构与分层，以家族兴衰的世代性，去勾联穿引漫长的历史语境。这样就达成历时和共时的统一。家族，乃是社会变迁与阶层生活的“历见者”，也是同步的“时空伴随”。家族叙事的意图，从来就是以家族为“前台”，写历史小说、社会小说。这种传统从《金瓶梅》《红楼梦》，再到《家》写时代青春激流，《白鹿原》写民族精神秘史。

其间家庭成员由于观念、主张分化，被时局、历史境况所扰，戏剧性地陷入割裂。我想这是家族史写作中典型的“错位配适”与“分裂对峙”。它有意考验血缘关系(自然性）与价值选择(社会性）的冲突张力。就像觉新、觉民不会都成为革新的觉醒者，兆鹏、兆海也不会投身同一阵营、同一道路。《望江南》中，嘉和、嘉平也有不同选择。嘉平出离家庭，投身政治，游走国共，游说策反，成了革命者、活动家。嘉和则留守茶庄，主理茶事，维系凝聚所有家族成员。

设若兄弟都出走，则祖业荒废，女眷流散，家族断代。反之，兄弟都事茶业，小说也就成了一部扁平、贫血化的家庭纪实。这说明了“叙事的分工”，人物抉择，终究是作家叙述布置。家与国、朝与野的穿插同构，需要如此设计。杭家一族，许国许家，各守其分，延续了儒家定其序、正其名、尽其分的文化基因。小说揭示身份，秩序与担当的核心关联，乃是家族何以坚守、民族何以传承的底层逻辑。

嘉和与嘉平，对应民族里的两种气性：一种是韧性，一种是刚性。正如叶子所言，二哥是热情的人，大哥是深情的人。韧而不强则易软，刚而不韧则易折。作家写出其中的代价，革新者的背后，是守正者的付出守望、隐忍成全。嘉平常年漂泊在外，总有大哥在后方托底。唯有持家守业，民族才有定力、信念与希望。杭家人构成中国社会的微缩景象——经历离散变乱，不断重组复合。战争与政治，始终考验家族传承。

从抗战到内战，再到朝鲜战场，杭家人亲历并卷入其中。他们成为幸存者，却又陷入运动的冲击中。小说并没有忽视历史中的偶然与捉弄。杭方越与罗力都去了朝鲜战场，但命运迥异，成了一种对照记。杭方越作为英雄归来，罗力却因被俘，视为叛变，被开除处置。不公与压抑，并没有磨灭妻子寄草的生活热情、情感信念。她因为丈夫罗力的身份，丢了工作，却并无抱怨，而是坚毅乐观，经营茶楼。

家族书写的繁复细密，离不开女眷的群像。就像《红楼梦》《镜花缘》的精彩，少不了为闺阁昭传，怡红泣红的观念意识。作家写出女性目光凝视下的男性形象。可以说，女性力量决定了杭家根有多深，树冠有多繁茂。杭嘉和就是一个斡旋者、主事人与调停者。很难想象，嘉和能在自己和弟弟的前妻、现任间，找到微妙平衡。他的包容仁义，对女人、友人和家人的情分担当，说明“好茶人”，首先是个真男人。

反之，一个能掌握茶性周期、制茶火候的主事，更有可能掌控自己的情感、家族的前途。嘉和的人格特征，概括而言，即儒道互补。在大义上，他从未“失过撇”，曾经自断手指，也不与日本人下棋。他乐善好施，心怀仁义，不计嫌隙，依旧给吴家送去茶泡饭。这是让对手也心服的茶人。而吴家正因出过汉奸，败落衰颓。夫惟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他功成弗居，求得保全的道家智慧，让杭家趋福避祸：如他的茶山，不卖任何人，而是捐给国家。他成立茶叶公司，公私合营，反而保住了五进院子。

嘉和没有去国营单位，也不想机械地工作。作家所写茶人茶性，就是临大事而有静气，冲淡平和，精行俭德。在进退之间，豁如从容；在简淡日常里，审美生存。出以忘忧，入则济世，嘉和身上寄寓了中国古典的人格理想，在伦理与自然之间，实现了平衡。懂茶懂生活，知茶知人性，以茶体道，就是茶人本色。它践行茶的技艺、器用、道体的统一，处处体现分寸火候的精微完美。嘉和对女儿的恋情，也顺应自然，同情理解。“正因有父女之情，才怜惜女儿之情。”我以为，这并非写嘉和开明，而是他对女儿时运、命气的顺应。他感应到一种命定，不可阻隔的情感。

温润如水的日本女人叶子，先是嘉平的妻子，后与嘉和共同生活。嘉和前妻方西泠，我行我素，出走国外，她与嘉和好友李飞黄另有一子杭方越，被嘉和寄养为义子。嘉平的后任妻子黄娜，蛮横任性，以致嘉平有意回避，常年不归，三过家门不入。如此形成了下一代更复杂的家族谱系。叶子与嘉平之子杭汉，与黄娜的继女黄蕉风结婚。嘉和与前妻方西泠，也有杭忆、杭盼一儿一女。

杭府形成了大观园式的空间叙事，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故事分岔。王旭烽从本质上再现了血缘宗族对于叙事的影响力，它能天然使亲子女、继女、寄子、甥侄聚合起来。而姻亲一方，则成为影响家族的变量因素，决定了浮沉、聚散、向背与荣辱。罗力与寄草，曹家远与杭盼，这两代男女的恋情，囊括了地理空间、政治历史、社会运动造成的千难万险。

二

王旭烽写男女之情，置于茶人茶性的统一之上。这深受儒家“比德”的影响，正如君子比玉。茶树不扦插的特性，也比附情感无转移。寄草与罗力的情路，饱受磨难。罗力的地下党员身份，由于单线联系人死去，无法自证清白。在朝鲜战场上，他又因救人而被俘，被视为叛徒。这是历史中的吊诡因素，命运戏弄，造成身份危机。罗力受到怀疑、审查，蒙冤受屈，在运动中大受冲击。寄草对罗力的信任，体现了爱的绝对、无条件。她不会因为丈夫身份变化，而犹疑动摇，划清界限。

情爱成为克服苦难的信念希望。杭盼与曹家远的恋情，像一种复调与互文，他们是寄草与罗力的副本与照应。王旭烽写出上一代男女痴情的传递，或谓“遗传”。曹家远，这位国民党飞行员，对孤寂清冷的杭盼一见倾心，不能自已。他用热情阳光融化杭盼内心坚冰，开启她的心门。十几天短暂热恋，结果却是十几年分离两岸。曹家远无惧生死，驾机投诚大陆，证明杭盼是他的信仰，超越了政治。作家用一种传奇性化解了现实性的疑难。

这种历经考验，不相辜负，守得沧桑的爱恋，成为小说的主题再现。它就是情感书写的多声部，杭盼赋和了姑姑的坚贞忍耐。在我看来，王旭烽有浪漫主义的底色，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这体现在其历史书写，皆充满慰藉关怀、温情期待、理想寄寓。如果重思鲁迅当年提出的小说“亮色”，抑或结尾“花环”，就会发现某种相通。但这并不意味，作家简单赋予故事happy ending，也不同于古典小说才子佳人、封妻荫子的大团圆。

寄草与罗力，杭盼与曹家远，守得云开见月明，有情人终于重聚的结局，我更愿称为“故事的信仰”。这是情感上期待视野的“应然”，而不是现实机械的“本然”。王旭烽写出的只是一个小团圆，毕竟它饱含着历史的代价：负了年华，时光已逝，终究悲喜交集。当嘉和问婚后如何谋生时，曹家远回答：“我虽然是一个开飞机的，但也能驾驶别的，后院有一辆三轮车，我修好了它，可以上街拾荒。”

值得寻味的是，兄弟二人与叶子之间，耐人寻味的三角关系。嘉平“最不能够正视的正是这一点，原来叶子真正爱的是他大哥，这个是他受不了的。他从小在大哥面前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想扔给大哥什么大哥就接着。嘉平的确从来没有想过，曾经是他女人的叶子，其实并不真正爱他，这才是关键的关键”。嘉和与叶子的重组，不畏流俗与藩篱，可谓随真意而不伪，任真情而不拘。嘉平对叶子虽有留恋，却不能僭越。克己节情、收敛含蓄的东方情感，使兄弟之情得以保全。

叶子既有女性主体意识，也有母性的照拂，是勇毅与温润的结合。她与嘉和的相与相寄，成为杭家真正女主人、女贤助，二人颇有乱世温存的慰藉。嘉平常年漂泊，很大程度上缘于这段情感关系的隔阂与局促。他试图以出走逃避家庭，成为游弋者。投身政治，是对情感失位的弥补代偿。王旭烽没有陷入三角恋爱的常有俗套中，没有显出禁忌与不洁，而是默会之爱，熨帖体己。它更像《边城》故事的含蓄情深，翠翠对于选择，有种哀伤的美感。

《望江南》深受汤显祖式“唯情论”的影响，其中男女，大多情可生死，一往情深。寄草不知罗力生死，杭盼短热恋换来长别离，像一见杨过误终身。男女情爱建立在理念的美感之上，是纯化的至情、至性与至爱。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美比现实美的高级处，在于它更加纯粹，更合理想。就像艺术史家评价布格罗的绘画，有种脱离尘世的美，那是现实中很难具有的。我想作家也在追求一种美的理想、情感的典范。

三

王旭烽说，杭盼和曹家远的故事，源于一张定格的旧照片。一对男女喷涌的美丽年华，是人世间的鲜活美好。“然而一旁记录的新闻却以悲剧结尾，学医的杭州美人和笕桥机场的飞行员，这对由于战乱而分离的爱人，最终天人永隔。”小说改变了原型人物情深不寿的结局，还想象了一个抒情性场景——两人在胡公庙前，盛开的十八株御茶蓬下相识。这说明作家创作的心理机制，从形象出发，画面生发，去想象故事情境，完成历史绘卷。

我们应重视史料文献，真人实事对小说到底意味什么？我想其本质乃是一种限制性的写作，反而给创作奠定了脉向，于历史中腾挪出一片自由。它是对历史情境和场景的想象。作家重构一种消逝的时光，重新赋予江南历史的光晕。正如4K修复技术，小说家则在叙述中，再现精修。这种主观性的彩色赋予，是作家不同于历史学者之处。它可以重组事件意义链条，生产出原本未曾有的相遇意义。

出身历史系的作家，将自己的史学功底见识，转化为小说创作中的“实证主义”。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用情感细节、生活场景的精微性，时刻警惕叙事的空泛虚浮。她的宏大视野建立在考据求实之上，以文化地理、文化研究和文化寻根的形态，进行百科全书体的写作。其中风俗典章如词条，史料穿插如索引，这是史笔态度对虚构的导引。小说楔子里，1945年的上海，抗战刚刚胜利，吴觉农为了不让到手的房子旁落他人，直接入住，打起地铺，而房内的日本侨民还没来得及搬离。这处小楼，据文章记载，正是鲁迅先生故居。

这个赶走日本人，重新入住的楔子，显得颇为巧妙。小说以旧文人陈布雷的葬礼作为开场，同样是历史隐喻：旧时代退场，“旧王朝”溃败，大势已去。王旭烽的历史意识，体现在对时变、感遇和气命的敏感体认上。如何以茶写史，全在以茶喻人。她起兴托寓，指涉双关，处处写茶，总关人情。茶事即人事，事理皆茶性。龙井茶好在早与嫩，“茶叶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茶的时，如人物之时运、顺逆。不合时宜，是悲剧的共同肇因，陈布雷的结局，只能化作惋惜无力、历史悲慨。

在江南，诸多文人政客，必须做出历史抉择。陈布雷选择自杀，竺可桢选择不迁校，蒋氏决定“下野”。这是茶园外，解放前的江南。暗流涌动，阴云密布。它构成一种间奏分幕，写出动荡风云，在不同故事单元里，调动节奏光影。如嘉平积极走动，吴觉农探听口风；陈仪与蒋氏的矛盾，蒋经国与军统的监视。汤恩伯和陈仪情同父子，与蒋氏又为君臣，他最终还是告发义父陈仪。作家反思了传统的历史伦理，何谓举义，何为大义？答案就是应时而变，在历史期待中，为家族民族，传承立命。

优秀的历史书写，并不满于外在的史诗气质，而是要有压得住时间的功底气识。这要求作家抵达历史心性，实现历史的美学。王旭烽在虚构中设置了真实的“路标”——大量历史人物、史实文献。虚构人物，与其对话交往，生发故事，模拟相遇。这原本是两套系统，如何兼容循环，且不发生排异，就凸显作家水平。《望江南》里的历史人物，不仅没有跳戏，反而交换了价值。就像有人用真的老底，去拼接一个高仿瓶身，仿佛整个瓷器都对了。作家也如此，她的成功在于，虚构看上去也像实事。

四

小说的叙事功能，只有在系统化的文本生态中，才得以实现。作家唯有经营一个整全世界，故事人物才可安身立命。叙事的态度倾向，就如音乐有调性调式，绘画有冷暖色系。它离不开潜在的阐释、说明与议论。作家是其中的“立法者”，决定着文本的分层肌理、主从关系。《望江南》里游弋于叙事“主文本”外围的，是风俗学、文化地理、风物考与地方志，它形成“文化散文”的风貌。而大量关于茶文化、茶历史和茶工艺的知识普及，又是次生增殖的“副文本”。

王旭烽颇有意味地实现了文类融合，我想可谓“作为散文的小说”与“作为文章的故事”。这曾是明清以来笔记小品的一种传统，无论张岱、沈复还是袁枚，都抵达了叙事性抒情，“故事文章”的境地。郁达夫曾将其发挥成为典范风格，无论是水样的春愁、富春江行纪，还是小说里名士携女，冶游玄武湖。他都以文章法、散文气去运化故事的性灵。在我看来，既然有京派味道、海派腔调，这种“浙派风流”，也完全可与之并举。

《望江南》的书写，打破了我们对现实主义，多是苦难题材、宏大叙事、底层视角的刻板印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也并非不可兼容。王旭烽找到了某种转化，她写杭家几代人所经受的历史磨难、不幸冲击，却用达观、乐生，克服苦难；以唯情论去等待重聚，靠审美化生活，来冲淡哀伤。这种写法，是东方情性和生存智慧，对痛苦的消化。它符合茶人神气，崇自然而任自由，对困厄不以为怀。

王旭烽经营着“故事的器皿”，盛放着各种知识、文献与文化。它依赖群像的组画卷轴，充满空间记忆、风俗场景。“忘忧在庙后面的梅花灶前认真地看大舅炒茶。小撮着伯在往五个灶口围成一圈的灶心塞柴火。叶子舅妈和盼儿姐姐用毛巾包好头发，双臂套上袖套，身上扎着围裙，就开始一捆捆地背柴……”“鲜叶捧入锅中，灶火跳动，炒茶人双手插入锅中，然后捞起那一群‘绿云’，撒下去，捞起来”。全家人合力炒茶，流程动作，自然化为光影流照的一帧一幕，就像维米尔的画面，充满烟火温情。

作家看重知识的功能性，与叙事艺术性的协调。不妨谓之“知识之情性”——学识包孕情感与意蕴。小说里杭州方言、典章风物、风俗场景，都试图造境写境。知识，应视为叙事的自我注解、旁白批注，它增补故事的阐释功能。作家并不满足于知识本身的宣介，而是试图上升为文化的熏冶。杭家人的生活轨迹，足以连缀杭州城的文化地理。无论西湖、雷峰与虎跑，云栖竹径、韬光寺还是清河坊，在纸上都如同VR虚拟实境。

艺术真实也需要熟悉的体验感实现。“灵隐寺及周边大名鼎鼎的与天竺香市相关的三寺庙，从前花朝到端午，人们坐船渡西湖或从陆路绕行到茅家埠上香古道，又是拜佛又是春游，热热闹闹历时四个月之久，善男信女扎堆”。风景描写，意在托出故事的气息质感。正如吴敬梓除去写一堆假名士、腐儒之外，也有闲笔闲心，移步换景，写杭州山水。

“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这段《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转过的杭州，与《望江南》所写的市井风情，虽隔古今，却还是那么若合一契。

五

《望江南》在生活史、物质史的底面，自下而上地映射民族的精神气性。如此，宏大叙事就有扎实的镜面，充满密实的情感理解。从茶业复兴、茶脉传承中辨析国运，正是以物质观取时代的方法。这是儒家的“兴”“观”传统，正如濮水之上，听乐观礼，辨郑卫之风，知兴衰之替。小说写嘉和对机械制茶的接受利用，茶叶外销走出国门的魄力，也可察知民族心态开放自信的“征象”。

从茶庄到茶厂，从手工到机械，就是“通古今之变”，守正而应时。制茶之变，如晚清讨论变法图强，包含如何应对现代性冲击的命题。吴觉农认为，“中国制茶技术比较落后，可复制性差，要靠人的经验和手工来控制工艺质量标准，所以无法扩大生产规模，让更多的普通人从事制茶工作。”国粹派则认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有灵魂的道器，中国人制茶的技术，是一门既灵活又深奥的学问……因为机械化而失去传统就是暴殄天物。”

这是五四以来新旧—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激烈论争并无二致。嘉和的眼光，尤为深刻，既不媚新，也不泥古。他“主张启用机械化给中国人争气，保留老祖宗的好东西给自己留根。他一直认为，世界上两全其美的东西还是能够找到的”。这暗合文明的多元互鉴，乃是基于独立主体地位的对话交往。

王旭烽在想象一种“历史的江南”，重现逝去时光，又以生活场景不断回返，她把历史视为“现场”经营。这种东方追忆的美学，又不同于普鲁斯特贵族式的衰弱、敏感和颓靡。《望江南》用慨然冲淡了哀伤，以名士气的任情尽性，写出对历史磨难的豁如、对审美生存的追求。重新“发现江南”，就如魏晋人重新发现了自然山水。我们完全可以对举这种微妙互通。江南，似乎总与战乱避祸、黍离之悲、退隐冶游的需求相联。

江南早已成为文化情结，超越空间地理意义，抵达了书写的方法、风格与类型学。杭州之于临安，有暗合的历史境遇：南宋偏安与抗日胜利，民族都处危难，却未曾断绝。江南是民族心理的防线，精神的慰藉支撑。它提供以退为进的隐忍象征、文化符号：或韬光养晦，或东山再起。《望江南》中的杭州，是南京、上海的后方腹地，也成了文人政客游离时局、旋涡中心的精神栖所。

以杭嘉和为代表的茶人，具有复杂的文化属性，几乎融合了传统社会里士农工商各种身份。他们既有地方士绅的一面，又兼具士大夫文人气质，天然穿行在底层民众与上层官员之间。王旭烽多年写茶人，缘于这是难得的叙述视角。朝野江湖，家族国运，儿女情长，市民烟火与风云际会，可自由切换兼顾，获得叙述的局部与全景。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曾讨论历史分期的问题，如勒高夫曾有“长中世纪”的提法。王旭烽也有相同关切，她用个体心灵史、家族传承史，消解并统合事件划分的断代史。“这部作品的创作，于我而言最大的感悟便在于我意识到小说中从来就没有边界清晰的断代史……有的只是朝代更替间连绵不绝的人的心灵史、命运史，无论历史如何前进，文化如何演变，人世如何变迁，天地如何折裂，人的心灵和命运都是在连贯中进行的”。民族心灵和茶人精神的绵延体，可以融贯整个二十世纪，这正是叙事背后的大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