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诗经的诗句(关于《诗经》各位如何评价)

最自由的经典——诗经千年

谈起《诗经》，当初的我，是怀着些微的期许和崇敬翻开这本书的。曾经我一直疑惑了很久，想那薄薄一本诗集而已，奈何在中国文学巅峰开万年气象？读过之后才叹然发觉，这“诗”一册“经”一本，内中蕴着的清雅深邃，却实在是让人心折。

在我眼里，诗经可谓是千年以来“最自由的经典”。这样的自由性，体现在精绝的文字中，来源于先民不矫饰不刻意的风度，与百家争鸣逐渐解放的思想背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在处于历史潮流之峰的当代，诗经的自由性，对于现实社会更多了求真务实的警示意义。

（一）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从诗经朴实自然的文学表达谈起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有两大源头，一曰《楚辞》，一曰《诗经》。《楚辞》之美是矣，音韵婉转叠回，文辞优美酣畅，浩浩乎奔泻而下，浪花翻卷九曲回肠。书页漫卷之间如见腾腾气泽弥漫，直让人闻见老酒开坛飘荡千年醉人的醇香；可是《诗经》则是截然不同的，仿若山间溪泉，潺潺自流，新妍明丽，悠雅清扬，经卷翻覆之际如见清露被初阳照耀，邂逅这一抹盈盈闪映着的翠色鲜亮。然而，我之所以因诗经欢喜，被诗经折服，却不是因为这本诗集承载了千年的赞誉，不是因为后人冠其六经之首千载膜拜传扬，只是因为——它自成一段天然的风流态度。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和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今日的《诗经》。

十五国风中华大地，情之起，思无邪。采着荇菜的男子低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羁旅行人哀叹“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公职的辛苦让人顶着三五在东的小星肃肃宵征，温婉的妻子于南山殷殷雷声之下唤人归来。有深情的男子，望着青绿的衣衫思念亡妻；有少女面带红潮，晕亮漫天风雨欲来的晦暗之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情定之时互换信物，“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一念终生指天为誓，“谓予不信，有如曒日！”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无邪的思念落实到口中纸上，平常到极处便有了风情万种。就像那句熟稔至极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灼灼”二字直直闪亮了千年，后世写桃花词笔，再无传神出其右者。不由敬服，叹一句，真真是繁华落尽见真纯。

安意如说，“一棵树上不可能只结甜而大的果子，也有干瘪酸涩的，因此无论喜悦或悲哀都要学会顺然承受。《诗经》传达的本就该是这样发自心田的喜悦或是悲伤。” 而诗经断然不会辜负所有对文学的期待。

透着文字，我仿佛看到遥远的先秦时代，先民们坦然率真，举手投足都了然爽利。而这般爱憎分明，不玄不妖，才使简简单单的词句落在心口里，都让人感动得泫然欲泣。先民们不受曲调拘束，没有格律限制，不讲究遣词造句，不寻思起承转合。也因了这份自然，才不矫饰，不媚俗，不堆砌，不刻意，所以随意拎出两个字，都让后人高山仰止；咏一句面前的物事，来者便穷极千年变化。

陈风一句“月出皎兮”，直令后来的子子孙孙都效仿着对月怀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郑女思恋着青青子衿，可曾想风卷云涌之后，有男子用雄心作续，“但为君故，沉吟至今”。钟鼓声响起，民间的歌谣却比黄钟大吕，更为悠久绵长。

文学源于生活，这仿佛是亘古岁月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只有真诚的文字，才具有灵性有力量催动读者内心的共鸣。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而赋、比、兴的意义，最本质之处就在于“自然”和“随意”。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而这三种手法，无一不随意，无一不自然。

我想，这段真诚洗练的天然仪态，便是诗经最大的宝藏了罢。

（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诗经的产生环境和意义赋予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而时间上，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已在春秋时期，整部诗经的时代，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大雅》也是西周时代的诗，《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而这样的时间跨度，恰恰覆盖了周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尤其《诗经》的创作多源于周朝末期，正是春秋时代开端和兴起的时候。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

正是这样一个兴盛于衰落同在、封闭与开放并存、大落未尽而大兴未起的时代，给了《诗经》最宽容的创作环境。动荡的社会中社会约束力减弱，作为人本身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被激发，这样的自由性体现在追求上，体现在创造上，也体现在创作上。毕竟，宽容的创作环境是激发好作品的磁场。

百家争鸣的孕育造就了诗经的自然，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讲，百家争鸣的兴盛造就了诗经的厚重。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诗经》在这样的时代中，正是不断发展和兴盛，并被逐渐赋予意义的。

例如，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而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实在堪称“蔚成风气”。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三）阴阳和而万物得,天地合而万物兴——诗经经典化过程考证

一般来讲，当一部文学作品被经典化之后，便逃脱不了被曲解、被粉饰，从而僵化失格内涵丧失的命运。然而诗经在这方面仍然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灼灼的异数。且不谈20世纪的文化革命运动，所谓“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真面目”，再之前的历史长河波浪翻卷，关于诗经的研究从春秋彰始，历经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三大阶段，历来众说纷纭，有争无终。

汉初最终压倒了三家诗，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六朝文学创作繁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压倒宋学而斗争……这些举动都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表现，却更是对于诗经内涵之自由、之丰富的体现。就是因为《诗经》不是能被传统礼义所僵化的经典，所以才引得千年文人骚客费笔评章，务必说出个真切为可。

而另一方面，诗经本身的写实主义创作思想，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到欧阳修的文论兴起，都是对于写实的传承。欧阳修提出文以载道的务实理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提倡把“道”与“事”结合，强调从生活中事论文发声，反对空泛的华丽，这难道不是对于《诗经》缘景抒情、从心发声的继承和体现吗？

（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诗经之自由性之于当今的我

《诗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西方汉学家评价《诗经》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

作为中国上古文化的渊薮，《诗经》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然而在我眼中，这只是一本“诗经”——咏歌为诗，传扬为经。我爱她的自由。求真，求美，求实，这样干净而纯粹的心情，便是文学同道们最爱的共鸣了吧？历史纷繁难引，长歌短句，自有灵魂。我只是涉水而过的旅者，脚下河流深深。所谓“都是缘法”，对的便该是恰到好处，一如白雪覆盖山峦，三春花海明艳，绿叶枝头初绽，光阴碎洒点点。哪管世间万相繁花过眼，只愿——

一言尽，思无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