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田园诗的感悟(中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和隐士情怀，是否在当代的欧洲人中间更有土壤)

首先蟹妖。

这个题目我审了很久，觉得题主要问的提炼一下大概是这样的：

1，山水田园诗和隐士情怀在功利化的、压力大的当代有没有缺失？

2，这种情怀是不是在当代的欧洲人中间更有发展的土壤？

我的答案：

首先，我觉得问题1完全是个伪命题。我们可以考察下题主所列举的几位隐逸情怀的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人的时代背景，考察下什么是隐逸山水诗。

三曹，我觉得应该请出这个名单，因为这几位是历史的真正参与者，曹操曹丕父子都是把持最高权利的人，曹植再不济也是权利漩涡中的人，他们的诗里面并没有多少涉及隐逸情怀的东西。

其余的几位均散布在三国末期到东晋这一段时间内。那么魏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曹孟德说：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汉末大乱，伴随着三国的是永无止境的战争，而对于西晋的看法我对姬喵大人的观点说不出的赞同：华夏民族的精英选择了尽欢而散。但是西晋好歹还有所谓的太康之治存在，到了东晋，连着之后的南北朝，又是一个大乱的年代，直到隋唐才恢复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从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所谓的隐逸情怀根本不是来自于什么当代欧洲那样的社会氛围之中的，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大时代的无奈，内心的焦灼无所寄托，于是我们印象中的魏晋名士总脱离不了放诞二字，所谓刘伶荷锸载酒，死便埋我，这种情怀是一种极大的悲剧情怀，是如喵大所说的尽欢而散的情怀，而不是什么精神追求。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弃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再读读他的《乞食》，看看到底这种无奈的所谓隐逸情怀到底是怎么样的：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所以我觉得看魏晋诗，不能只看到表象，山水诗，隐逸诗多，这些诗作背后的绝望情绪，和那个时代的绝望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也恰恰是那个纷乱的时代造就了这些诗人们。

而作为后人的我们，很多时候虽然不理解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绝望，也能从他们的诗里解读出他们精神世界的强大，他们的放达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和诗本身相关的了，这牵扯到诗的隐晦和多解性，后人的解读往往是本于自己的际遇和思想的。

而理解了这些，你能说当代的功利化社会不会有所谓的隐逸情怀和山水田园诗人？禁不起推敲啊。至于传统文化缺失的问题，我的这个答案恰恰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如何弥补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断层？

而至于题主所说的欧洲的社会环境和对自我内心的反溯，还有静、定，也是可以作为类似情怀的土壤的，但是和题目中列举的几位，在底色上绝对是不一样的，或许会更类似于韦苏州也说不定。如果，再牵扯到东西方诗的差别这个问题，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我并不认同问题2的假设。

以上。

================

题主修改了下题目，在这里有必要再做一个进一步的阐释。

题主修改道：所列举的几位诗人们，会不会在西方活得更自由一些，更容易实现他们的理想？以及，答主更希望获得答案的应该是静、定、安这样的先决条件是不是更容易带来隐士情怀。

首先，这个假设一度让我想起一些有名的段子，譬如爱因斯坦活在当下的中国，会被荼毒成如何如何。把陶渊明和王维他们放在当下的欧洲，譬如放在瑞士这种国家过安定的生活，那么会如何？这个假设很有趣，但是我觉得还是不理解隐士们为什么会：隐。

我对于他们会过的更好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到了他们的理想这里，我就产生了一点疑问，他们在那种生活环境中，理想还会不会和真实他们一致？就算再进一步，他们的理想仕途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那么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环境下的他们，真的会产生所谓的隐士情怀么，会走上隐匿的生活？

我还是表示不乐观，我能想到唯一的参照只有大晏了，富贵宰相，一辈子没啥大波折。但是大晏传达给我们的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叙述，十分的蕴藉，再过分都只是：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样的感慨。其实说到底子里，和陶公荣悴有时的感慨是一致的，但是底色就温软蕴藉很多了。

而这个和隐士情怀牵扯不上啊。我不排除所谓的隐逸情怀有由静定安而修得的，但是更多的情况都是一个人，壮志难酬的时候，混不出头的时候，或者是在体制内但是混的很累感到厌倦的时候，才会产生隐士情怀。壮志已酬，大仇已报，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了，对人生世界的看法大抵只会归于大晏那样式的睿智与蕴藉，如果他搞得和魏晋那批隐士一样，会被说矫情的。

一个人的诗，和他的人生际遇和大时代背景是割裂不开的。中国历史足够长久，什么样的时代都有，什么样的诗人也有，有足够的样本供我们考察。一个安定的宽容的年代，是适合【隐士】生存的不假，但是和孕育【隐士】却不是一回事。题主说：西方文化的包容度、对个人的尊重等等反而更适合我提到的“隐士”。是的，不假，但是最有名的隐士们还是出现在了负面的环境中的。

当代的不宽容，价值观的扭曲，功利化，其实未尝不是一种负面环境？正因为社会压力大，而让诗人们有了避世的想法是很正常的，面对生活无能为力，产生的反讽文化我们的生活中很多见（所谓屌丝文化），而文人的这种反讽和逃避，往往就成了隐士。在现代社会，虽然生活上的避世做不大到，但精神上的隐逸却是有的。

=======================================

以上先告一段落，继续说题主说到的：遵从本心、实现精神独立而放弃功名富贵的人，在学术思想、休闲娱乐、文化创造等方面享有高度自由。

我上面说了，大部分有名的隐士都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于一个负面的环境造就的。而修改问题到现在，所问的就不仅仅是写诗了，而是治学了。天降百灾而成一诗人，负面的环境对于诗人，几乎是必须的，无论何种风格都是。因为人在面临苦难的时候是离自己心最近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写出的东西往往是最好的。

而治学则不一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对学术的发展很有帮助的。这个毫无疑问。可以禁播李纳德和谢爱党的国家，就永远不要说拍不出好电影，画不出好漫画。这些和隐士没多大关系，一个足够理想的环境，其实是用不着成为隐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