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作诗风格 李军：李商隐诗歌总体风格探析

人们一谈及李商隐，总会不约而同想到他的《锦瑟》一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公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远在北宋年间的苏轼起，这首诗就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历朝历代，持续不衰。“对一首诗的关注竟然如此奇迹般地庚续下来，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实在是件有意味的事。”[1]

清人王士祯曾拍案而叹：“一篇《锦瑟》解人难！”[2] 不少学者对此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悼亡说。持此说的有清人朱鹤龄、姚培谦、何焯、朱彝尊、毕沅，近人张采田、孟森等，尽管具体解释还略有不同。其二、艳情说。持此说的有宋人刘攽、计有功，清人纪昀等。其三、自伤说。持此说的有清人汪师韩、薛雪、岑仲勉等。此说可以说是对艳情说的一个有力反拨，如薛雪愤然批评：“此是一副不遇血泪，双手掬出，何尝是艳作？”[3] 除以上三种较为通行的观点外，尚有映射说、诗序说、咏物说等等，不一而足。

时至今日，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一旦捧读此诗，总会被其隐约迷离的意境和哀婉伤感的情调所征服，所迷恋，沉浸其中而三月不知肉味。由此可见，《锦瑟》之所以千百年来吸引着不少读者、学人，最主要的就在于这首诗的隐伤风格，也是其独特风格。大多数诗人的伤感之作，总是免不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式的直接渲泻，就连以苦吟著称的孟、贾之辈，也只不过是“席上印病纹，肠中转愁盘”式的“物不得其平则鸣”而已，只是一种袒露无遗、搜肠刮肚的伤，而真正能做到既伤又隐者，唯义山一人！

一、李商隐诗歌的隐

李商隐诗歌的“隐”之特色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比兴寄托，是古代诗歌悠久的艺术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比兴寄托，《离骚》更是“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李商隐一生思想较为复杂，又备尝人世的艰辛，有不得已的苦衷郁结于内。正如他比方的，就像一只鸟儿：“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他深感命运的不能主宰，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和绝望无助的幻灭感。第二，其所作只能发而为“巧啭”，又大都应是有“本意”的。

作为一个内向兼伤感型的诗人，李商隐用来比兴寄托的载体大多为纤弱细小的事物，虽然或高洁或美丽，然而共同的是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如为雨所败、先期零落的回中牡丹，香嫩可口却被剪凌云寸心的幼笋，先苦后荣、在斜阳暮蝉中摇曳的衰柳，身世悠悠、飘荡参差的流莺、孤鸿，暗夜强笑、非时早秀的李花、梅花，“高难饱”、“恨费声”的秋蝉，乃至“无端五十弦”的锦瑟，无一不是诗人身世、命运的一种象征，浸透着身世之感和人生感慨，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人、物浑然一体的完美境界。如《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此诗托物寓怀，形象展示了诗人凄苦欲绝的心声和所处环境的冷酷，实为诗人自己悲剧性命运的写照。全篇在将蝉人化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人、物一体的“无际传神”的完美境界，令人叹为观止！

这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深受屈原的影响。朱鹤龄曾经在《李义山诗集笺注》中论述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化出之者也。”这是颇有识见的。李伤隐诗歌中，古今的兴衰更替和事物的比兴寄托往往溶入神话传说的浪漫境界中，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类诗作占了其诗歌的很大比重，是对屈宋“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传统比兴寄托手法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并更加富于隐约性、暗示性，也更加耐人涵咏玩索。这也是李商隐对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贡献，难怪有人推其为朦胧诗的鼻祖。试以《重过圣女祠》为例：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

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此诗借慨叹“圣女”的“沦谪”遭际，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但本诗的高明处在于通篇不从正面着笔，也丝毫不出现诗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是全用一种凄厉神秘的环境气氛进行烘托，曲折婉约地流露出诗人的惆怅迷惘、落寞无奈，更使全诗情味隽永。

李商隐对传统比兴寄托手法的学习和借鉴是成功的，但也挟裹着不少弊病。给人的感觉是过分刻意地去追求深邃或所谓言外之意，但又囿于本人生活面的狭窄和美学理想的局促，造成了意和辞之间不能很好配合的矛盾，意深而辞礩，过犹不及。从他本人所感叹的“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来看，就在作者同时代，已有不少人对其诗的比兴寄托有所疑问，以致诗人自己不得不极力申辩，然而也正如诗人自己所言的“巧啭岂能本无意”，其大量诗作确实有寄托，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典故化意手法的运用。李商隐也是极富艺术敏感的诗人，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无不击打着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灵，使他能够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揣摩生活和事物，在此基础上借助典故，使得不便言明的得以隐约曲折地表达，也使原本平淡的显得清新且富有诗意，同时又有神无迹，浑然天成，丰富了读者的联想，扩大了诗歌的内蕴，对诗歌艺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梦泽》一诗：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此诗进一步从现实生活感受的基础上，重笔渲染并揭示出楚灵王的荒淫冷酷及宫女们被害而又自戕的愚昧，给读者以思想上、心灵上的极大震撼。更由于诗人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这种为腐朽世风所左右而又心甘情愿、愚昧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的内在本质，概括了与之类似的无数不幸历史和仍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上演的活生生事例，巧妙的赋予已逝的典故以具体可触的生活实感，从而使得这首小诗不论在典型性上，还是在普遍性上，或是在现实针对性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强烈艺术效果！

如果说，借用类似的典故，以“好对切事”直书其事，还不足以“巧啭本意”，达到其诗的“隐”，“若从发展构思和表现艺术的角度来衡量，这种手法中新因素却不很多。”[4] 那么，李商隐的一些故意错易典故，极尽曲折委婉之作，则更能体现出诗人的独创性。如《富平少侯》：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綵树转灯珠错落，绣檀迴枕玉雕馊。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此诗内容与题面不相涉，所咏与张放的具体行事无关。林外抛弹，用的是韩嫣事迹，已经为张冠李戴，末尾用莫愁佳人，更属后世典故。作者故意错易典实，极尽曲折地隐约迷离地透露出托古寓讽的蛛丝马迹，可谓隐而又隐，煞费苦心！此类诗作虽然数量很少，但有其开创之功。然而，“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6] “其实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躯壳。”[7] 对于李商隐在用典化意方面处理上的弊端，我们同样不能轻易掩盖。

再次，是雾里看花式的朦胧造境。往往是心底涌动着强烈的感情，但又吝于表达，只是示以感情过程中的某些片断，且在这一系列的片断组合上，又是随感而设，支离破碎，其内在逻辑没有明确交代，显得雾里看花般朦胧隐约。而李商隐诗歌的“隐”，最为迷人的，最为耐人寻味的，即在此。如千百年来聚讼不已的《锦瑟》一诗，要想下一个明确结论恐怕是不太容易的事，“以后亦难作出结论”[8] 也并非武断之辞。此诗除末联直抒胸臆地抒发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浩叹外，前三联是一系列并无明显逻辑关系的意象的组合。首联以锦瑟发端，笼罩在“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悲愤倾诉的隐约气氛中，也为全篇奠定了怅惘迷茫的气氛基调。颔联、颈联叠用了四个意象，但又都可作不同的解释，令解者难以窥其端倪。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它们的明确含义和内在逻辑，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言：“心理症的病人居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只有像他那样的语言方式才能通行无阻。”他如《重过圣女祠》、《无题四首》、《无题二首》、《春雨》、《曲江》等大量诗作，成为李商隐诗歌的一个不小焦点和疑案，难怪有人惊呼，李商隐是一个制造诗谜的专家！

二、李商隐诗歌的伤

李商隐诗歌的伤感倾向，董乃斌先生在《唐代文学史》中从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广阔性两大方面给予了中肯分析和评价。综观李商隐诗歌，其格调明朗活泼、轻快矫健之作可以说寥寥无几，大多数则是被一种无边无际、隐约迷离的伤感情调所笼罩，也是不争的事实。李商隐诗歌的“伤”，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可以概括为同病相怜伤更伤。也许因为李商隐生活遭际的磨难，也许因为由此而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使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关注一些体态弱小、情调衰飒的风物来寄托自己的不幸，显现出一种黑格尔所称的“神经衰弱的美”式的感伤。

李商隐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一生穷困潦倒，如同泛梗，甚至只能借改葬迁办亲属之墓来慰藉心灵，内心隐痛之切就可想而知了。且看《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

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梅花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笔下，都是作为一种笑傲霜雪的人格象征。然而，在李商隐眼中，只是徒增伤离断肠之情罢了。“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寄寓着诗人自己虽才名早著而所遇非时的无限慨叹！经历了凄风苦雨而憔悴惨淡的残花，更让人倍感凄楚无奈、伤感绝望至极了！试看《花下醉》：

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诗人面对零落破败的残花，更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意。虽屡称自己“我系本王孙”，但残酷无情的现实却给诗人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痛，只能在客人散尽之后，抚遍每一片花瓣、每一缕花丝时，孤独地倾诉，何况更兼是在“酒醒深夜”！

还有一个特点可以概括为迷惘彷徨伤断肠。在李商隐许多诗作中，经常看到希望与失望、聚合与别离、现实与幻境、千里和咫尺的萦回往复、迷茫不可期的感伤。如《银河吹笙》：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

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

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幕隔霜清。

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这首诗写一位女冠孤孑凄楚的处境和心情：天色欲明未明，月冷清寂，一阵阵凄婉而又彻骨的玉笙响起，使人倍感悄怆幽邃。这时，主人由当前的怅望回溯不久前的“梦断”，不禁打了一个激灵，回想重衾幽梦之欢，早望断于他年不复能追寻，更兼悲鸣惊梦，魂断香消，就更徒有无限凄楚了。全诗将那种入道后对人间爱情不能自已的顾慕但又不可期的怅惘伤感的微妙心理刻画的如泣如诉，一唱三叹！

又如《无题四首》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浓未干。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香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此诗写一位男子对远隔天涯的心上人的强烈思念，缠绵反侧、荡气回肠。梦自已恍惚，梦醒之时，月斜西楼，一片寂静，只听见远处传来令人心惊肉跳、悠长而凄清的晓钟声，回荡在漫漫黑夜，敲震在主人心头，勾起了无限的愁绪。而眼前的翡翠屏风，芙蓉被褥，更是由触物皆惊而唤起了诗人内心难以言喻的思念：烛光半笼，或明或暗，恍惚犹在梦中，而麝香微度，更疑所爱的人刚刚还真的来过这里，还流洒着依稀的余香！然而，冰冷的现实残酷无情地击碎了诗人的一切奢望，惟余一阵阵不可遏制的揪心之痛！

三、李商隐诗歌风格的成因

不论李商隐诗歌的“隐”也罢，“伤”也罢，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隐中有伤，伤溢于隐，只有伤既又隐，即“隐伤”才是其完整的独特风格，也是其总体风格。那么，这种风格的根本成因是什么呢？

有人从诗人所受前辈诗人的影响上分析，认为这是受屈宋、六朝诗人、杜甫、李贺等的泽被；也有人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制约下分析，认为根植于晚唐那样一个衰颓没落、风雨飘摇的时代土壤……

李商隐三岁就跟随父亲漂泊天涯，十岁又不幸丧父，就开始了孤苦无靠的生活。少年时代的辛酸生活，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无疑给诗人的心灵长期笼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几乎成为他青少年时代乃至一生中沉重的精神负荷！

后来，不幸的事接踵而至，仕途蹭蹬，几度沉浮，又夹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苟延残喘，一直郁郁不得志，这就使他本来极为脆弱的心灵更为敏感，也更为伤感，以致不得不在居母丧其间，将营谋“窀穸之安”看作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虔诚地全力以赴，用宦囊积蓄和“父亲馈遗，朝暮饘餬，收合盈余，节省费耗”（《祭裴氏姊文》）所得，大办迁葬之事，一共办了五起，上自曾祖母、下竟至殇婴，还旁及堂叔。[9]了结了其平生一大桩心愿，他的心灵也就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还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说得好：“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确实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李商隐正是如此，这也正是其感伤诗风形成的一个根本内因。

至于其“隐”的诗风的形成，则是其人生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李商隐少年时代便“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但后来又改习骈文，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本来，少年成名的李商隐，本可借一技之长以求登第进士，重“立门构”（《集裴氏姊文》）为什么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偏偏又去改习骈文呢？显然，这里有作者不得已的苦衷，那便是受“速拟青云上”（《商於新开路》）、光宗耀祖的潜在思想意识的支配！这能否象有些学者那样冠之以“庸俗”二字？恐怕不能。而骈文之中的华丽典雅、切事用典，对其“隐”的无疑有很大的影响。表面看来，这纯属一种“创作自觉”，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至于后来一步步地、不自持地无端被夹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以致一生羁绊沉浮，处在一种不得不“几欲是吞声”的逼仄环境之中，有苦难言，有痛难诉。也正如弗洛伊德在《论创造力和无意识》中所言：“人生就像奕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奕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这又是重压在诗人心头上的苦不堪言的另一阴影，也是诗人一生卸不下的精神重荷！因而，诗人只能在自己所唯一能够依靠的朋友——诗歌中浅斟低唱，而又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心迹。于是万端心绪，郁结于心，不易袒露；思虑层深，而往往又欲语还休，造成了其诗风的隐约迷离。

伤而隐，诗人已无逃遁之地！！诗到此，已真正成了山穷水尽，而无复有柳暗花明，李商隐的诗，遂成为本质意义上的唐诗之绝响！最终，我们知道，唐诗始于宫廷，又复入宫廷，走了一个“圆满”的怪圈！

伤而又不得不隐，人生之痛莫有过于此者。于是，只好逃到诗的王国来寻求心灵的慰藉，才找到了平衡心理的支撑点，才找到了医疗隐痛的救命方！这也许正是其总体风格形成的内在动因，也是根本动因。“为了生活的目的，审美态度稍微防卫了痛苦的威胁，它提供了大量的补偿。这种美的享受具有一种感情的、特殊的、温和的陶醉性质。”[10]这很能说明问题。这种风格正是李商隐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杰出贡献！

[1]傅道彬、陈永宏，《歌者的悲欢——唐代诗人的心路历程》，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2001年9月，256页。

[2]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转引自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0年9月，240页。

[3]薛雪，《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9年9月，101页。

[4]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0年9月，257页。

[5]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转引自刘学楷、余恕诚《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5月，5页。

[6]黄鉴，《杨文公谈苑》，转引自陈贻焮《唐诗论丛》，240页。

[7]刘学楷、余恕诚，《李商隐》，中华书局，北京，1980年1月，122页。

[8]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6月，386页。

[9]五起改葬之事详见李商隐文《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氏志文状》、《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祭处士房叔父文》、《祭裴氏姊文》、《祭徐氏文》、《祭小侄女寄寄文》。

[10]语出《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上海，1987年2月，172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