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衣食住行(说说唐朝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

着衣不仅仅是一种时尚，亦是一国之社会变化的直接体现。唐代国力强盛，人们的服饰呈现着多元化的发展，再加上胡服的引入，唐人的穿衣时尚名目极其繁多，而这也带动了纺织业的发展。和我们后世的丝绸出于江南不同，唐代的北方才是丝绸主要产地：河南道仙、滑二州的方纹绫，兖州的镜花绫，青州的仙文绫；河北道恒州的孔雀罗、春罗，定州的两窠绫；山南道荆州的交梭縠子，阆州的重莲绫；剑南道益、蜀二州的单丝罗，益州的高杼衫缎，遂州的樗蒲棱，都是花色绮丽的贵族使用的丝织品。

唐代著名的纺织品还有地毯，唐人把地毯称为“地衣”，唐代的室内仍以席为主，人们的主流坐姿仍然是席地而坐。席地坐不一定就是跪坐（正坐），还可以盘腿坐，古人称胡坐。普通人家地上铺有草席，尊贵人家才可能铺地毯。

唐朝诗人秦韬玉《豪家》曾经描写了唐代豪门的生活场景：地衣镇角香狮子，帘额侵钩绣避邪。按彻清歌天未晓，饮回深院漏犹赊。那个时代，欣赏歌舞的时候，一定要先在地上铺一张地毯，由狮子造型的香兽压在四角，然后由舞伎在地毯上表演舞蹈。今天，日本柰良正仓院就保存有中国唐代皇帝送给日本皇室的毛制花毯。

在绫罗绸缎风靡之后，逐渐开始有一些唐人流行起穿布衣，其中最有名的是产自于帝国遥远南疆桂林的桂布。“桂布”实际上是麻布,最喜欢桂布的则属白居易，在《新制布裘》一诗中，白居易赞叹自己新作的衣服：“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而且，桂布所作的衣服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最爱，在《枕上作》一诗中，白居易“腹空先进松花酒，膝冷重装桂布裘。”

普通的唐人当然穿不起丝绸，低下阶层唐人穿的是用麻、毛织成的“粗褐”。贫穷的老百姓，一般戴幞头巾子，穿粗褐衫，好一点的人家，幞头、汗衫、外袍、裈袴，再配一双皮靴，这就是典型的唐人装束了。

然而，对于唐人的居所、建筑、宫殿、楼台、城墙，今天我们已经难以见到实物了，唐人留于后世者，除了冠绝百世的唐诗、传奇，就是如栋的典籍文卷了。那个如日中天的帝国，有着瑰丽的都城、繁华的集市以及庄园，但留下的实物除却陪葬的冥器便是纸质的文书手卷和画作。

贞元十九年，白居易为校书郎，租用住宅为“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居住条件都较为简单，堂室不分。北方住宅大多为夯土垣墙，木屋架上复以茅草，复瓦的住宅，则是有钱的富有者。唐代贵族宅第的大门采用鸟头门形式，宅内用回廊组成庭院。至于乡村住宅则不用回廊而以房屋围绕，构成平面狭长的四合院；此外，还有木篱茅屋的简单三合院，布局比较紧凑，草堂三间，中间前檐敞开，用两柱，两边间隔为室，室前后檐都开窗，窗下墙为编竹抹泥，窗用纸糊，窗外种杂值花木。

至于饭食，唐代北人以栗米饭为主，南人以稻米饭为主，后世的中国，小麦一统北方，成为极其重要的粮食，但在唐代，还是粟米的天下。粟米便是小米，唐人熟悉的称呼还有黄粱。

南人则热衷于吃青精饭，用杜鹃花科的灌木南烛枝叶，捣碎出汁后，用来浸泡大米，蒸熟后又晒干，米便成了青色。道士们说这种饭是滋补养气的，以至于人人抢食，使青精饭成为当时的常备食品。

相对而言贵族的饮食要考究的多了，夏天有用水晶饭（糯米），龙晴粉，冰片，牛酪浆调制后放入冰池冷却的清风饭，日常尚有将肉丝鸡蛋等杂味汤汁浇到黄米饭上的“御黄王母饭”。菜品则分三等，上等乃皇家及门阀大宴时的菜品，中档菜有隋代流传下来的鱼干脍、咄嗟脍、浑羊殁忽，以及白沙龙、炙、串脯、生羊脍、飞鸾脍、汤丸、葫芦鸡、黄金鸡、族味、鲵鱼炙、清风饭、无心炙等。低档菜是一些大众食品，有千金圆、乌雌鸡汤、黄耆羊肉、百岁羹、鸭脚羹、酉羹、杏酪、羊酪、防风粥、神仙粥、麦饭、松花饼、长生面、面茧、五福饼、消灾饼、古楼子等。

饭余，唐人尚喜欢饮茶，“茶兴于唐，盛于宋”，和我们今天喝的茶叶不一样，唐人饮用的是茶饼，饮用时，先将饼茶放在火上烤炙。然后用茶碾将茶饼碾碎成为粉末，再用筛子筛成细末，放到开水中去煮。煮时，水刚开，水面出现细小的水珠像鱼眼一样，并“微有声”，称为一沸。此时加入一些盐到水中调味。当锅边水泡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这时要用瓢舀出一瓢开水备用，以竹夹在锅中心搅拌，然后将茶末从中心倒进去。稍后锅中的茶水“腾波鼓浪”，，称为三沸，此时要将刚才舀出来的那瓢水再倒进锅里，一锅茶汤就算煮好了。

唐人饮茶尚需要就着茶点相送，这些茶点名目繁多，美味异常，有粽子、馄饨、面点糕饼等常见的小食，还有一些我们今天不常见的，比如蒸笋，放在一个小瓦罐中，与饭同蒸；小天酥，是一种用鸡或鹿肉剁成碎粒，而后拌上米粉炸成的食物。

强盛的国力和安靖的社会使得唐人很喜欢游历，尤其是唐代的文人，游历成风。他们的足迹遍历了帝国的东西南北。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东可达山东半岛，西北直通西域，西南可到南昭，东北方向自太原经幽州可到东北，南下可到桂林广州。

至于出行工具，则是有严格的规定，天子、皇后、太子才可以乘车，余皆以骑代车。普通的胥吏、商贾之妻老者准乘苇軬车，就是用芦苇席子做车篷的车辆，商贾、庶人、僧、道士不乘马。同时，籍赖与大运河、灵渠、广通渠、新漕渠等运河，帝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网络，舟楫成了帝国重要的交通工具。

得益于帝国的马政，骑马成了贵族或有钱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但唐代平民的骑乘之物乃是驴。在疆域广大的帝国，遍布着星罗般的驿站，在驿站中除了有驿马还有大量的驿驴，因此唐朝的租车业——“赁驴”是很普遍的。

既有驿站，便会有驿馆，而且唐代大的驿馆不下于今日之星级酒店。当时天下最有名的驿馆数褒城驿。这座驿馆，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